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老先生1952年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刚经历近百年的动乱，民族自信心消失殆尽，钱穆却在演讲中，力争对中国过往历史政治制度进行不失偏颇的系统利弊分析，怀着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期许当局政府和青年人，能正确认识本国所拥有的两千年多年历史。读起来间或十分动情。

全书从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考试选举，赋税制度，国防兵役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干货非常多。我想主要挑两个重点来讨论钱穆的观点，一个是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个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其他就简单略过。

开篇说到, "政治应该从制度和人事来讲。制度具备延续性。其创始和流变过程，必有种种人事需要。所以只看具体的条文，只会流于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在新文化运动中，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钱穆认为，当代人如果只从当代的眼光去评判历史，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所谓历史意见，就是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来评判当时政治的得失。若已当代思想来评判以前的政治，则是时代意见，时代意见不应该抹杀历史意见"。我想，直到现在，出于政治考量，还是时代意见强于历史意见。历史题最后，一定是要对封建腐朽落后，进行一番批判，才能拿到高分的。

秦汉制度大体沿袭，由秦统一中国后，皇室确立，首先就要解决一个大问题: 皇室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大多数人对明清较为熟悉，会认为自古以来，皇帝就是政府的首脑，皇权至高无上，自六部以下政府部门，全都是维皇命是从的。但于此相反的是，自秦汉开端的一向意见是，皇室和政府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所以实际政权在政府，而不在皇室。在这里，钱穆用皇帝和宰相各自的'秘书处'所拥有的职能进行论证，汉代皇帝的秘书处'尚书'，仅管皇室私家之事，而宰相之下十三曹，却是实实在在的实权机关。

钱穆似乎很推崇相权的实质作用以及皇权的象征作用，对于皇权的'逾越'很不赞同，后文多有论述。所以到明清皇权的专制和相权的旁落，就真的对当时政治制度进行了几乎全面的否定。可是没有提到的是，宰相独揽大权，所可能对国家造成的危害。这里没有对监督机制和相权的制衡进行介绍和分析，我想是比较可惜的。

汉朝的地方政府组织，钱穆最为推崇，说是"中国历史上讲到历史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推崇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地方长官和中央官员能够平起平坐，更有自主权。二是层级较少，只有郡县两级，扁平化的组织促进效率的提升。最近同时读王的《政治的人生》和赵的《改革历程》，对此有不同意见，王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不可违背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管理大国的必备条件。中央集权能使国家力往一处使，产生向心力，过于松散的地方组织，会造成过大的离心力，不利于国家团结和干大事。和以前不同，我现在是较认同王的观点的。当然，钱穆所推崇的第二点我也是认同的，总结起来就是，大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和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

中央政府由三公九卿负责，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汉朝中央顶层组织，大体如此。直到汉武帝临死，派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助，本意是扶持新皇帝，却实质产生了和政府争权的现象，皇权和相权的划分开始混乱了。到光武帝，就更糟糕了。"东汉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则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换言之，则是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后来中国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我对于这个观点，是满十分的赞同，制度永远要优先于人事，不管掌权者现在多么英明，都必须有制度的约束，跌打的制度，流水的明君，制度一旦坏了，事情就很难了。尤其在今年年初，相信大家对此都深有体会，也有很多人痛心疾首，但我们却没法发出声音，后世自有公论就是了。

唐代始创三省六部，中书主发令，门下省副署，尚书省执行，常理上皇帝只有同意权。中书门下的联席会议--政事堂，是政令集中讨论和最终决定的地方，当时人称，中书门下是真宰相。武则天在当时不顾政治上一贯的规矩，常常绕开政事堂，直接进行发号施令，后来被说是'不经阁鸾台，何得为勒'，武则天也无法辩驳。这里的阁鸾台，就是指中书省和门下省，可见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皇帝专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到了宋朝，相权被削弱，最要紧的财政权被三司分管。中央集权也开始加强，形成军权集中，地方日趋贫弱的局面，所以首都一旦失守，就没有翻身的余地。当然，这里面，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地方的贫弱，有没有一定的必然关系，我是怀疑态度的，况且在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比过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让当局无法应对，太责怪宋人的地方管理制度，是不太公平的。

另一方面，在宋朝，很推崇读书人，宋太祖留下遗嘱说, "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其实自汉朝开始，要说中国的政权是谁在掌管，说是读书人是不过分的。钱穆在书中也多有论述，中国历代以来，多是一个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的政府。政权远比西方更为开放，西方的革命，恰是政权不开放所致，而中国能稳定几千年，恰恰是政权对读书人开放，也就是不分阶层的向国民开放。我们如果对过往中国历史进行全盘否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西方制度唯首是瞻，是很不应当的。至于有识之士都往体制靠拢，官本位思想，忽视轻工商业等，则是后话了，一切制度，必有其利处和弊处。

明清，在地方组织上，一大改变是总督和巡抚的设立，意味着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而清朝军机处的设计，意味着皇帝专制达到了顶峰。明太祖废除宰相，后来产生了内阁，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秘书，仅有五品，需要挂一个尚书衔，才是二品。所以说，只有到了明清，我们才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皇帝专制的。张居正在当时，总揽大权，想要做实事，却被说是越权，无法自辩，因为无论是内阁大学士的称号，还是一个尚书衔，都无法在法理上，确立张居正的权利范围，不能称之为'宰相'。更激进的是，钱穆说清是一个“有私心的部族政权”，与以往汉人的政权不同，所以更强调法术，而不强调制度，不确立好的制度，却用法术来达成部族的利益。对清朝基本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书后附有《钱穆传》，读来很是感慨，怪不得当下有很多"民国控"，当时的文化讨论氛围，真是自由和开放，诞生了很多大师。在抗日期间，钱穆著《国史大纲》, 书的开头请读者要怀着四个信念，我很喜欢，附在最后。

一，當信任何壹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在知識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壹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壹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壹種偏激的虛無主義。
四，當信每壹個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以上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