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安身立命的圣经 须心心相印般精读

“四书”是安身立命的圣经 须心心相印般精读

在我国古籍的四部分类法中，四书都在经部之中，都是经书。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而《礼记》是儒学十三经之一。《论语》《孟子》是孔孟之道的载体，那更是响当当的经书。

读经最适合的季节就是冬天。“读经宜冬，其神专也”。冬天人的思维特别清晰、灵敏，注意力也容易集中。如汉末三国魏国儒宗董遇有利用“冬之三余”读书之说。所以趁着冬季观四书，不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吗？

四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圣经。四书是圣人经典，简称圣经。这可不是我胡乱取的名字。一提到“圣经”，今天的大多数国人只知道是基督教的“Bible”，而孰不知，我国早在东汉就有“圣经”一词。

如《太平经》就有“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辞，以为圣经也”的说法。但可能你会有疑议：人家《太平经》是道家经典，可能未必指儒家经典。但六经之说，先秦已有。称孔子为圣人之事，春秋末年已有。

最晚到北宋时期就将“圣”与“经”二字合为“圣经”之名，且专指孔圣人的经典。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卷五十七中有语曰，“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

后来朱熹、陆九渊都曾使用过“圣经”一词。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章句》中提到“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

可以明确地看到，在朱熹眼中，《大学》就是圣经之一。圣人删定经书而贤人为之作传。圣人当然指的就是孔子。孔子当年删述六经、垂宪万世。

陆九渊在《与李省幹》的书信中对当时圣学不明的情况表达了某种不满。他说，“异端充塞，圣经榛芜”。可见，“圣经”一词，最晚在北宋时就已经出现了。

直到明代万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基于传教的需要，为了提升“Bible”在中国人中的地位，所以用“圣经”二字译之。

《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毕其一生精力，数易其稿而成。他对这本书推崇备至。据说，他临终前一天晚上还在修改这本书。

真应了那句“注得一部古书，允为万世宏功。”今天我们读四书，当领会朱子的良苦用心与学术宗旨。

《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儒家经典系统从五经到四书的历史性转换。四书五经之说，大家耳熟能详。要知道，我国是先有五经，而后才有四书的经典系统。

汉初设立五经博士，五经大受重视。但学者大都固守师法，以训诂的方法注释传承经典。这让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经典，往往手足无措、徒叹奈何。

早在西汉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意识到这一弊病。他曾这样评价儒家经典：“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并进而认为儒家学派“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唐代为了科举取士的需要，由孔颖达等奉敕编定了《五经正义》。从此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考生不得随意发挥，只能按五经而论说。于是五经的地位更加牢不可破。

但读经典不仅仅是为了考功名，根本目的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简单地说，就是要安身立命。如何给世道人心以慰藉，成为儒家当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韩愈意识到长此以往，儒将不儒，所以他振臂高呼，辟佛辟道，写《原道》篇，立儒家道统，孟子的地位开始凸显出来。

韩愈的这一思路后来经过北宋初年孙复、石介、胡瑗等人的响应之后，又由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二程兄弟、张载）的进一步思想开掘，到了南宋大儒朱熹这里，终于融会贯通，将四书的地位真正而全面的彰显出来。

从此，四书经典取代了五经的学术地位。

如果说之前的五经之学是文字训诂的“知识”之学，那么新确立的四书之学就是安身立命的“信仰”之学。

今日读《四书章句集注》，要怀着崇敬之心去读，因为它是圣经，也因为它是朱熹用心注释的书。

要有与圣贤心心相印的高度自觉，因为“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要以通经致用的态度去精读，因为它可以安身立命，对今天为人处世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