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虎，再往后！

       王新虎，我初次接触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家有本字典，页面的横截面上用毛笔很浓重地写着这三个字。我问过父亲，是放羊捡到的。“可怜的孩子啊，少了一本重要的工具书，父母该会如何责难呢”，我当时这么想。我首先想的是来自于父母亲的责难；在我知道这个人后，我也没想着把字典还他，不为别的，因为这是财产。说实话，要上学，要识字，很多时候就离不了字典。到了四五年级，似乎成语词典也是必要的。但是成语词典，又有几个人有呢。至于字典，有的人也不多，不可能都人手一部，而且很多还是版本很旧的，从家里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拿出来的。我还曾见过一本陈旧的《康熙字典》，字都是繁体字，几乎全都不认得，字从上往下看，从右往左读的。父母不可能因为孩童上学要用就去商店里买本新的字典。说实话，每学期开学那几个报名费都是挤出来的。每到开学的时候，好些父亲都开始走动了，离开熟悉的田地，去别人家里借钱，给人低声下气地说好话，拉下脸面，求人援手。那些往往开学了几天还没到的同学，只因父亲还没筹到钱而已。但效率不会很慢，最多不出一周，他们就背着缝制的书包，怯生生地打着报告低着头进来了。先坐着听讲，下课后去班主任那里领课本。但他们仿佛总能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光中，看出了轻蔑和嘲笑似的，从此矮了一头，做什么都没有勇气，轻言轻语，轻拿慢放，在众人“审视”的眼光中卑微地活着。一本字典，好几个人借着用，还得关系好。曾经学过一篇课文叫《蓝树叶》，那个默默转过头去用蓝色铅笔画出树叶的孩子，仍是我们其中的这个或那个。曾因为用字典的事情争吵或打架，引得班主任“裁决”的纠纷也不少。那个年代，一本字典，就是财产的象征。我也守护着这本“财产”，但是那三个字的墨浸进书页里，我没办法弄去，只好偷偷着用，做贼似的防着人，怕他们看出我的秘密。

       当然王新虎不是可怜的。我认识他时，他已经老大老大了。我只是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他在最高年级，而且个子也是全班和全校最高大的。农村两顿饭，都不是现在的饭点。中午10点多吃早饭，下午则是不到5点。于是我们早上只上一节早自习，两节课，然后吃饭。下午一点半开课，到五点半下午放学。中午下课铃刚响，我们就匆匆从教室里跑出来，以那条中轴大道为中心线，分裂两边站成路队。西边是我们西郭的，路队从家距离学校由远到近是桥子洼队、贺朝队、洼边队、仡佬队。东边则是干槐树队、乡畔队、麻地湾队、东郭队。每个队都分一列站好，个子由小到大。而王新虎，则是在桥子洼队的最后一个。在我的印象里，他高大到和老师的身板差不离了，只是脸庞青涩而已。他的眼睛永远透露出笑眯眯的光来，上下眼皮和卧蚕显得很大，鼓鼓的，看着有点微肿。他眉间靠右有颗不大不小的黑痣，眉毛既浓又密又黑，显得老实忠厚的样子。他最明显的是有两块凸出的苹果肌，淡黄而微黑中带了点儿健康的红的意味，笑起来两只眼窝深深的，更显得眼睛又眯又小了。我们站路队，除了排成纵队，显得有组织有纪律外，更重要的是校长、老师要讲话。除了天下雨下雪天，他们从不间断，总是要讲上两句的。那时候有个校长叫杜云龙的，兼着五年级的数学课。他那时候总爱讲话，说到底就是在训人，训老师，也训学生。他尤其爱提“难道”这个词。难道这个词，在我们那里是麻木不仁，面无起色，老毛病不改，气得人无话可说等意思。于是在一次讲话完成后，他大喝“王新虎，往后！王新虎，往后，再往后，再往后！”我们都偷偷地转过头去看，一个大男孩低着头已经退了有二三十米远，距离厕所有一半的路程了。可能校长讲话时他悄悄地讲话，神情被看到了，引起校长不悦了。我前面说过的，他的身高几乎和老师们一般高大。在场中几百双耳朵的见证下，我们都听到了，那声饱含着愤怒和不满的“王新虎，再往后！”在夏日烈烈的阳光下，我们都看到了，他低着头，仿佛也弯着腰，像一颗孤独的树，又像一颗高高的成熟的稗子。他做错什么了吗？别忘了，他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而已。除了那次，我从没把他当做一个和我一样的小学生。那个路上不管不顾地放肆地大笑的，那个教我把快成熟的麦穗揪下来，找干草点着，烤焦麦芒，然后揉搓，最后掌心只剩下香喷喷的麦粒，那个唾沫横飞地宣扬那些新奇的我人生中还是头一遭儿听到的“荤段子”，他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永远那么阳光率直，那么笑得肆无忌惮。他是笨，作业本上交上去的永远是错误的答案，让老师蹙起了眉头；他是爱玩，上课铃响了才最后一个走进教室，让让老师心头升起了厌恶；他是闹，搞恶作剧时总有他，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让人听得入迷的也有他。贪玩才是人的天性！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只是后天教育的内容之一而已。那时候在我眼里，校长就是要训人的，不光训老师，还训学生。但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唱着广为流传的情歌《长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