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盛唐诗人于今人记忆最为深刻，尤其是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皆云集于盛唐，星光熠熠，令人景仰。今人对李杜王孟等人当然是最为熟悉的，自小吟诵着他们的诗歌长大，尤其是绝句律诗，篇幅不长，却极富节奏韵律，诵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背易记。人们爱诗及人，或爱人及诗，他们的名字自然光照千古，盛传不衰。但其实盛唐诗人，远不及此，即使是非常超拔者，除了上述诸公，还有陈子昂、张九龄、贺知章、张若虚、王之涣、王昌龄、李颀、储光羲、常建、崔颢、王翰、祖咏等，他们各有千秋，皆名称一时，只是到了今天，其名声之大小便出现了分野。这当然是因为他们在水平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也跟历代名家对他们的评论也息息相关，还有就是有些诗人擅长律绝，其诗短小精悍，易诵易传，有些诗人却惯于古体歌行，虽然质量上乘，却难以记诵。
盛唐时有位诗人叫常建，今人多不熟悉，因为他很少短句流传。而且诗境幽静闲远，一般人读不出其中旨意，故而容易将其略过。其实他在盛唐时期就非常有名。唐人选唐诗，有十种之多，其中殷璠选编的《河岳英灵集》颇为世所重，辞海称《河岳英灵集》：“选录唐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714――753）期间常建、李白等二十四人诗二百一十四首，每人各附评语。璠论诗反对轻艳矫饰，提倡风骨声律的统一，注重兴象。所选以此为标准，是唐人选唐诗中较好的选本。”《河岳英灵集》得到后人的高度认可，是因为殷璠的编选标准极高，他曾说过：“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也就是说，殷璠选择的诗人二十四家，完全是以质论诗，不论权位影响，所以相对客观，反映了诗人的真实水准。在这本集子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常建，诗仙李白居然位居第二，而与常建同榜中进士的王昌龄，排在了倒数第二位。且集中收录常建诗15首，李白诗仅13首，可见在殷璠心中，常建的地位最为崇高，甚至超过了李白。
这让很多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当然，殷璠最为注重的是兴象意境，声律风骨，凭此择诗，只是一家之言。但却也抓住了诗之本质特征，而常建诗则恰以此见长，故被列为第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选择，常建之名慢慢被弱化，常建之诗亦多淡出人们的记忆。有一点却不可更改，就是他诗歌的品质始终是上乘的。据2006年出土的常建后人的墓志铭《唐故府君前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常公墓志铭并序乡贡进士傅融撰》载：“粤文场常建者，公之近祖也，在英灵集，冠群公之首，词华品藻，具在小序。祗如梦太白西岑、哭王昭君可为尽美矣。”与《河岳英灵集》之旨意高度契合。而且墓志铭实证了常建为邢州县人，而非长安人。
常建约生于公元708年，于开元十五年（727年）与王昌龄同榜中进士，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和崔颢一样是个少年天才，基本上属于唐朝最为年轻的几个进士之一。而且更少时他便参加了科举考试，只是落第罢了，有诗《落第长安》为证：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考试失利后，他心情不佳，感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怕遇家乡花鸟树木，于是仍然呆在长安。很快他就得偿所愿，成为新科进士，风光一时。但他仕宦并不得意，直到天宝末年，还只是个盱眙尉。“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传说他曾采药仙谷之中，遇到一个女子，浑身上下遍体绿毛。自言是秦时宫人，后来进山修仙，食松叶，饮泉露，从未感到过饥寒。那女子还慷慨传授常建养生方法，果然效果极好。于是常建隐居鄂渚，还盛邀好友王昌龄、张偾同隐，一时名声振于当世。
常建和那些少年得志的天才诗人一样，虽有政治抱负，家国情怀，但终究是不善为官，所以即使生逢盛世，也同样有志不获骋。和孟浩然“端居耻圣明”的想法一样，常建也“耻作明时失路人”，但志向归志向，现实是现实，在一个人人都好谈王霸大略，希望建功立业的盛世时代，施展抱负其实并不容易。盛唐诗人的才华在整个唐朝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但在仕途上却普遍平平，比起中晚唐诗人的政治际遇，似乎整体都要偏差。像元稹、白居易、韩愈、刘禹锡、韦应物等人宦海或有沉浮，但都身居高位，即使是屡遭贬谪的柳宗元，好歹也是个柳州刺史。盛唐诗人大都在低层官职上徘徊，除了高适等个别人外基本都难有作为。常建也是这多数落魄者中之一。殷璠曾为他鸣不平：“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字，左思终于记室，鲍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为一尉，悲夫！”一个少年进士，最后只得一尉，实在令人唏嘘。个中缘由，已不可考。
和盛唐许多著名诗人一样，常建虽然未能施展政治才华和远大抱负，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山水田园诗，风格与王维孟浩然相近，善以生动静美的意象，简洁凝练的字句，表达清净幽邃的境界，抒发淡泊洒脱的襟怀，故山水田园一派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之谓。他的诗现存57首，数量不多，而“卓然与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殷璠在《河岳英灵集》总结他的诗歌特点称：“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于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赞他兴僻旨远独辟蹊径，佳句迭出唯论意表，对他可谓知之甚深。后世论者其实对常建的评价都极高。明高棅《唐诗品汇》载：“刘须溪云：常建诗情景沉冥，不类著色。”明胡应麟也对他高度称扬：殷璠诗选，以常建为第一。张为句图，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盖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无际，孟古雅有馀。常“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绝是长吉之祖；孟“朝日上高堂，离人怨秋卓。少壮无会期，水深风浩浩”，剧为东野所宗。
胡应麟在《诗薮》中还高度概括出他的诗歌风格：常建语极幽玄，读之使人泠然如出尘表。然过此则鬼语矣。《唐诗归》钟惺云：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常建清微灵洞，似“厚”之一字，不必为此公设，非不厚也，灵慧之极，有所不觉耳。灵慧而气不厚，则肤且佻矣。 谭元春云：常建诸诗，令不知诗者读之，满腹是诗，急起拈笔，即深于诗者，不得一语。予尝谓诗家有仙有佛，此皆佛之属也。似乎历代名家都对常建诗之清幽杳深境界颇为赞许。而最能代表他诗风的莫过于《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诗人漫步入寺，曲径通幽，虑空，意玄，心静，钟磬声起，佛性自来。山水花鸟，万籁俱寂，意境幽深，心境玄远。《历代诗话》曰：“佛性、人性、鸟性，无动不静，无静不一，故结言万籁此俱寂。”《唐诗选脉会通评林》陆钿曰：“读此诗，何必发禅家大藏，可当了心片偈，更妙在镜花水月。”常建的这首诗高妙绝伦，读后令人瞬间清净，禅定向佛。特别是颈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如神来之笔，成为脍炙人口的绝妙佳句，流传千古，影响巨大。宋欧阳修十分喜爱“竹径”两句，“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后来他留宿青州一山斋，亲身体悟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所示之玄妙佳境，更想写出类似好诗，却始终“莫获一言”。这恰如谭元春所言，读常建诗，“即深于诗者，不得一语。”
历代唐诗选本，常建的诗从未缺席。著名的《唐诗三百首》中除了选有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还有他的《宿王昌龄隐处》，这也是一首水水田园诗，描绘了一幅清幽景致，表达了一种闲情逸致：
清溪深不测，隐处惟孤云。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诗人夜宿友人王昌龄归隐之所，但见清溪孤云，微月清光，花影苔纹，一片安宁之世外仙境，顿生归去之志。风格上突出了常建一贯追求的幽远特点，与王维的高妙、孟浩然的平淡各臻其妙，确然独树一帜。
常建多被后人归为王孟一派，视为山水田园诗人。其实他的边塞诗也写得很有特点。令人讶异的是盛唐诗人，几乎就没有不会写边塞诗的诗人，究其缘由，大概那时外患时发，战争常有，征讨戍边也是时代生活的一大主题，诗人不可能绕过国之大事，是以无论是否真的到过边塞，但边塞诗是必写的。同时因为国家强盛，人们自信，诗人们写起边塞诗来，不仅气势磅礴，而且风格多样，内容和题材十分丰富。可以说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是一种全景式的表达。有反映战争悲壮惨烈的，有赞颂将士们保家卫国牺牲精神的，有描绘边塞大漠雄奇风光的，有抒发建功立业雄心壮志的。可谓因有尽有。我们常说诗到唐朝已到巅峰，而边塞诗到唐朝已包罗万象，后世难有其匹。相形之下，宋朝几乎看不到几首像样的边塞诗。想来常建和其他诗人一样，游历之时也曾足迹及于边塞。这从他那首著名的《吊王将军墓》约略可知：
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
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
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
显然这是一首哀悼诗，旨在歌颂英烈追悼英魂。诗中景象苍茫，事迹悲壮，抒写了旷古之感伤，不绝之哀愤。《河岳英灵集》对其极为推崇：然一篇尽善者：“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云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
他的《塞下曲四首》其一描写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诚服于大唐盛世的强大繁华，乌孙民族在朝拜之后与大唐结为盟好，边关再无征战，干戈化为玉帛，兵锋销为日月之光。诗中透出的自信和自豪一览无遗。
《塞下曲四首》其二没有了其一的旖旎友好，转换成一种惨烈悲壮：
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望龙堆。
髑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
常建边塞诗的风格多样，主题变化，由此可见一斑。在众多盛唐诗人中，常建在现代人看来并不起眼，一来因为那时众星云集大家迭出，二来因为常建的流行短诗不多。人们对他相对陌生，但常建绝对是个诗坛的隐形“富豪”，其诗恰如巨矿，值得深度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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