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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初冬的一个早上，逢邻村大集，四个十多岁的孩子嬉嬉闹闹地穿树林、过草地，沿着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直奔大集。
彼时他们都已饥肠辘辘，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像绽开的花朵，红扑扑的，他们眼神坚定、闪着亮光，像几头外出觅食的狼崽子。
四个孩子中只有个头最高的那一个较为淡定，他背着手跟在三个小老弟后面，一派大哥作风。他穿着宽大的旧西服，留着三七小分头，与前面那几个留着短头发、身上间或还要搭配件校服的毛小子对比鲜明。
四人终于上了大路，熙熙攘攘的集市人群就在眼前。经过一阵横冲直撞，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个灌汤包摊点。
三个小老弟望着蒸汽滚腾的包子屉口水直流，领头的小分头赶紧和摊点老板说，先来30个，不够再要。
鲁中地区的灌汤包并不是那种形似灯笼、放下像菊花的汤包，而是弯月形、皮薄馅大、汤汁多的肉包子，当时的价格是5毛钱一个。
我们那时上学，大部分孩子的早餐标配是两个火烧夹一个辣片，也是5毛钱。像这种5毛钱一个的肉包子吃一个毫不顶事，也根本没钱买上三四个。此次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有人请我们外出吃饭，且是管够管饱，你自然可以想象我们之前化身狼崽子的原因是什么。
缺肉，是我们那个年龄段孩子的通病。一通狼吞虎咽，记不清一行人最后到底吃了多少个，消费总额肯定是在20元上下，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战斗最终在嗝声中结束了。
吃的太快，血液全跑到了胃，我们几个大脑晕晕的。这时候，小分头从西服口袋里拿出了半盒烟，自己点上了一根，烟雾缭绕，他眯着眼吸了一口，紧接着咳嗽了一阵，我们三个小老弟当时都看呆了，这个挺滑稽的画面后来就一直定格在我的脑中。
彼时小分头13岁，辍学4年，在家游荡2年，学艺1年，走江湖1年，他现在是一名吹打手，吹喇叭的。唢呐，在我们鲁中地区叫喇叭。小分头叫锋锋，年长我1岁。
锋锋自小是个结巴，说话颇为费劲，念书自然也好不了。小学三年级因为被老师点名读课文读不下来，被老师一顿毒打。锋锋的父亲看到回家伤痕累累的独子，这孩子连“老师打的”这四个字都说不顺溜，心里极度窝火。半瓶酒下肚，锋锋的父亲赶到学校，摁住打人的老师就是一顿暴击，据说当时给打掉了两颗牙齿。
从那以后锋锋就辍学了。
要说明一点，家长打老师是非常不对的，这是个恶劣事件，也是我们那这么多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个案。尊师重教，孩子放到学校不听话老师您随便打，是我们那时候每一个家长的殷殷嘱托。不过此事件，很能反映出当时鲁中地区的乡村教师的素质普遍不高。当时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也是凤毛麟角，很多老师都是初中毕业当了多年民办教师转正的，教学手段非常有限。体罚学生在当时是绝对的家常便饭，也貌似是最容易掌握、最容易让学生听话出成绩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被发挥到极致，甚至超出了一些家长的忍受程度。
后来，这个老师也教过我，他只要不顺心了，就会全班体罚，每人都要伸出手，不管男女，从班级由前打到后，往往一根板凳腿都不够使的。被板凳腿打手心，不是谁都能体验到的。大体的情形就是你舒展的小手在猛烈的暴击后会迅速自动缩成鸡爪样，火辣辣的疼，若此时你调皮的同桌拿上圆珠笔在你手心里划一下，那就是另一种体验了，像是攥了一把虫子。
我在小学求学时成绩从未出过前三，莫名的板子挨的却不少。这种体罚学生的情况到了初中也并未改观，但是初三、初四的孩子身体一旦发育了，暗中报复老师的情况就会出现。那时候冬天放学已经大黑，几个平时常打人的老师隔三差五就会被偷袭。这导致后来一些老师放学会随身带着二尺钩子（一种农具），来以防不测。
我们当时的生存成长环境很恶劣，所以辍学的孩子其实不少。那些年我们只有大约两成的孩子可以升入高中，很多人初中毕业或未毕业便自谋生路，大部分是去了钢铁厂。这些孩子一定是用了很长时间去和体罚自己的老师学会和解，这是后话了。
话接前头，锋锋在家游荡了两年后，不知是什么契机，他和父亲还有家族的几个叔叔趁着农闲出门拜师学吹打去了，他学喇叭，父亲学打鼓，其他叔叔有学笙的，有学镲的，断断续续不到一年便学成出师，他们家自己组了一个吹打乐队，专做白事。
游荡江湖一年后，锋锋手里有了几个零钱，闲暇玩时听我们讲了一通上学的苦水。什么语文老师是个变态，课上回答对了问题也不让坐下，要站一堂课；什么生物老师照着课本读都能把课讲岔劈了；什么地理老师说话声音像蚊子哼哼，上课就是自念自个的。锋锋听了觉得特好笑。学校对他来说已经很陌生，但老师们的形象依如既往是梦魇。
我们也仔细端详、尝试吹了下他的喇叭。木制管身、圆锥形状、圆润的铜管、碗口样的铜喇叭口，随便一吹音色高亢、声音戗然。他已有自己的绝技，可以用鼻子吹曲子，引得大家惊呼。
玩到兴头，他提出要请我们几个小伙伴吃一顿，恰逢第二天是周末又是大集，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出。
由于乐队刚刚出道，来请的人并不多，他们大部分晚饭后的时间都在排练。那年的夏天，锋锋家每天晚上像开晚会似的，院子里常坐满了无事可做的村民。这“仲夏夜白事演奏晚会”办得像模像样，有十几首曲子，有白事专门的曲子，像是《哭坟》、《哭七关》、《小寡妇上坟》等等。偶尔也会来上几首流行歌曲，像是《九妹》、《大花轿》、《母亲》、《我的老父亲》。夜幕沉沉、晚风习习，悲伤的曲子流淌至大街小巷，直听得一些年老的村民留下泪来。我去瞅过一次，很快便被父亲提溜回家。那几年，我有很多个夜晚是听着这些悲伤的唢呐曲子写作业的。
小小少年，跟着父辈开始见证死亡的仪式，我想他人生观的架构与我们迥然不同。
吹打这个职业在我们当地是被人不怎么看得起的，只有一天受重视，就是出丧的那一天。在那一天，要三吹三打，鼓锣一响，三吹喇叭曲牌《普庵咒》、《水落音》、《将军令》必不可少。再就是迎祭、谢客、起灵等等每一个程序都有不同唢呐曲子配着。在这中间要上绝活，唢呐不仅要营造出悲痛的气氛，好让办丧事的一家情感充分释放，还要让围观的村民觉得可怜可叹。往往一曲《大出殡》吹下来，现场哭声一片，围观的村民也已泪水涟涟，这就镇住场子了，后续谁家有了白事便会不自觉地请这一班乐队。锋锋的结巴还是老样子，但是他找到了另一种发声方式，我觉得只有底色善良的人才能吹出如此悲恸的曲子。
行走江湖久了，接触了太多各色人物，听了太多少儿不宜的故事，见到了太多少年阶段不该见到的冷暖，逢场作戏、职业使然，喇叭在我们那很多人眼里是终究是很聒噪刺耳的，也是很晦气的。在他从少年到青年的蜕变历程中，究竟能从这个职业中吸收多少有价值的营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快他就和我们没有了共同对话的语言。
大约十六七岁的年纪，他就已经有了女朋友，在老宅隔壁的小院过起了小夫妻的生活。他行踪不定，很难在我们正常上下学的日子里见到他，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忙于学业，渐渐的很少再与他联系。
我的记忆出现了断档。
想来现在他行走江湖有二十三四个年头了，白事有了很多变革，鲁中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已经取消了吹打乐队。听说他这些年日子过得很拮据，请乐队的白事家庭也不多。听说他也去钢铁厂上班了，但文化程度太低，费了很大周折才去成。听说他还兼顾着家里的吹打乐队，有白事便请假上阵。
前几年村庄流行办乡村春晚，这种春晚吹喇叭曲子是不可能的，大过年的大家都想图个吉利。据说锋锋当初想和他的江湖朋友们表演一个小品，但是最后被村干部审看时拿下了，因为里面有很多荤段子。
我最近一次见他，是回老家时，他带着他两个儿子去上学。他已经快秃头了，前脑门贼亮，他很瘦削，脸色暗淡，透着几分猥琐。他的两个儿子倒是长得白白净净，不怎么像他。现在我们那已经撤村并校成立了中心校，也早已没有了体罚，老师们的素质都很高，很多都是大学生了。
曾经有一个画面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在初冬早上一片萧索的黄土地上，他手捏着喇叭忘情地吹着，梦想着通过手艺闯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人生好像没有经历什么大事，但是却时常参与到别人的“人生大事”中，送走了一个个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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