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及庐
海子在自杀时,身边只留下一颗橘子和四本书籍。
这其中一本便是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
如果你让我选一本常驻床头的人生之书,我的选择一定也是《瓦尔登湖》。
作为美国超验主义的核心代表,梭罗用两年的时间进行了一次思想实验,在故乡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一人一屋度过了两年的“隐居”时光。
他究竟要验证什么呢?
他验证的是个人可以凭借直接经验,最终获得真理,通过个人的能动性,打破“宿命论”的这一观点。
这也是超验主义的核心内容。
写到这里,我想到东晋诗人陶渊明。
他的《归园田居》,他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至今令身处都市的我们心神向往。
都是归隐,但出发点却截然不同。
陶渊明的归隐出于堪破官场的黑暗腐败,是被迫的。
梭罗的归隐出于对“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是主动的。
结果自然也是殊途不同归。
陶渊明选择去职归隐,至死不仕。
而梭罗则是通过归隐,验证了自己所倡导的简朴生活的重要性,探寻了个人存在的真正意义。
因为时代和环境的不同,陶渊明的人生问题注定不会和梭罗一样。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梭罗的独处实验,也是对陶渊明的人生问题进行的一种解答。
《瓦尔登湖》是由18篇散文组成,记录了梭罗在康科德边陲离群索居时的心灵感受。
经过了期待、渴望、矛盾、失望再到调整、冲突、再调整等等心路历程,梭罗最终实现了改造社会首先得改造个人的终极目标。
梭罗用自己所有的知识,一草一木、日复一日建造起了自己的小木屋,在这个过程中,他让社会赋予自己的全部归零,变成一个和康科德农夫无二的耕作者。
隐居瓦尔登湖的日子,并不是所谓的与世隔绝。相反,梭罗的小木屋还有不少客人。
与农夫的交流让他深思物质的本质,思索社会中的人类用尽全力得到的东西,反而妨碍了他们的人生,成为无法丢弃的累赘。与来往小木屋的动物“交流”,让康科德的冬天变得真实可触摸。
摒除社会化带来的矫饰,是梭罗在书中多次提到的观点。
“社会已经远远背离‘社会’一词的基本意义。尽管我们接触频繁,但却没有时间从对方身上发现新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恪守一套条条框框,既所谓‘礼节’与‘礼貌’,才能使着频繁的接触不至于变得不能容忍而诉诸武力”。
关于信仰,梭罗说:“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的信仰,那么无论与谁合作,他的信仰都不会贬值;如果他没有信仰,那么不管他加入到什么团队,都不过是茫茫众生中的一员,终其一生都随波漂流”。
这也正是他离群索居的原因之一。
深知社会化的组织结构不合理,但改造社会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唯有改造自己,通过个人的直觉和经验,带出思索和觉悟。
他希望社会中的人通过发现真实的自己,从而达到幸福生活的目标。“……但我盼望每个人都能清醒地去发现和追求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模仿他的父亲、母亲或者邻居。”
当都市喧嚣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无法避免的BGM时,当你被网络贩卖的焦虑感裹挟时,当你收拾行囊打定主意逃离“北上广”时,其实并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离开。
丧气满满时,不幸感和压抑感接踵而至。社会化带来归属感的同时也带来疏离感。
我很喜欢的一部科幻电影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影片中自称已经活了14000年的男主角约翰说,每过五十年,当自己想要疯狂逃离都市喧嚣时,便会去原始丛林里生活一段时间。
亲近自然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乐于徜徉山水之中,接近自然似乎便能涤荡灵魂。但我们能做的只有三天两夜游,一场仲夏夜之梦后,还是要回归熙熙攘攘。
梭罗隐居的意义,不止于他构想出这一思想实验,更在于他果断的执行了这一思想实验。
两年的思索、对话、学习,他交出了《瓦尔登湖》这一答卷。
“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找,有的人无动于衷”。
“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去过”。
梭罗的思想实验不是一时兴起,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是空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盛行的时代。
有学者想通过重新设计社会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一波人也在康科德实践着自己的理论。
而梭罗和当时的爱默生则坚持认为,人只有通过改造自己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改造,所以他们以个人的生存意义探究为出发点,此后便有了瓦尔登湖畔的隐居。
《瓦尔登湖》对当时的美国而言,是一部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意义不仅仅在于回归自然,更代表着回归自己。
这哲学上老生常谈的话题,早在十九世纪就被梭罗这样一位先驱者践行过了,今天读《瓦尔登湖》,我们看到的要比当时的梭罗看到的更丰富,更饱满。
但未必有人能做得如他一般彻底。
为了不沦为人类自己工具的工具。
今天我重读了《瓦尔登湖》,在这一场文字的旅行中,我看到梭罗的思想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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