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帝刘彻是个尊奉儒术的人，他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即孝武帝把研究儒术的人召开，命他们共同研究制定礼仪制度，但这些人研究了十余年也没有形成新的东西。有的人说上古的时候天下太平，万民和乐，到处是吉祥之兆，于是就采自风俗习惯而制定为礼仪制度。孝武帝听到这个意见，说到：“盖受命为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即说大概古之帝王，接受天命而为王，各有各自兴起的缘由，可谓殊途同归，他们的礼仪制度依据百姓的生活而规范，追循百姓的习俗而制定。你们议论都称太古之事，可老百姓怎么能看到太古的事呢？汉王朝也是刘氏宗族一家的事情，礼仪制度的典规如不得留传，对后来子孙如何交代呢？教化兴隆者宏阔而博大，治学浅薄者狭隘而偏激，这岂能不加以勉励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孝武帝刘彻下令在太初元年以正月为岁首；改变所推崇的服色，以黄色为主色调，又登上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然后进一步规定了宗庙祭祀及百官的礼仪制度，欲以此传至后世。由此可见，孝武帝对礼仪制度的完善十分重视，他的“因民而作，追俗为制”的观点，实际是说礼制建设不能脱离百姓的生活和民俗民风；换言之，礼制必须被百姓所认可、所接受、所遵行。
司马迁提出：“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以养人之欲。”即说礼仪由人制定产生。人生必有欲望，欲望不得实现就不能不产生怨怒，怨怒无度不能控制就要发生争斗，发生争斗就必然产生动乱。先王厌恶这种动乱，所以要制定礼仪，来调控人的欲望、修养人之性情。
此言既肯定了礼仪由人而起、由圣王制定，又提出了礼仪与人的欲望、修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礼仪的产生不仅是国家统治的需要，也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需要；是调理人的欲望、适和人的心理、提高自身修养、协调与他人关系的需要。司马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对礼之功用作了全面概括。他说：“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即说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超出物质所能满足的限度，使物质满足人的需求而不缺乏，这二者相互适应而生长，这是礼仪制度所由来的根本。所以说礼仪制度实质就是调养或养生。此言提出人的需求与物质积累相互作用与适应的问题，并置其于礼的调控之下；司马迁看到了礼仪制度的物质基础问题；可见其思考问题之深远。其以礼仪制度调控这个关系问题的思想值得借鉴。
司马迁又说：“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熟知夫礼仪文理之所以养情也。”即说谁能知道那些献出生命立下名节的人，目的正是为保护生命的存在呢？谁能知道人们轻视消费的目的，正是为使财产得到增多呢？谁能知道做人恭敬辞让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呢？谁能知道那些礼仪文化和条理，正是为了调养人的性情呢？这一连串的提问，以辨证逻辑再次证明了礼即为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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