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似乎是国人都很喜欢的一项“坐着的运动”，他没有太多的要求，一个桌子，一副麻将，两个筛子。管你是商人、教授还是工人、农民，但凡坐到了一个桌子上，知识、财富、权利、声望统统作废，追逐的都是“这把牌要自摸！”
以前小时候家大人爱打麻将，外婆为了照顾我，基本都在我睡觉之后才会邀约两三老太太凑在一起，打一桌一毛钱起的麻将。
偶尔会在“噼里啪啦”的搓牌声中醒来，悄悄开了点门缝，就能看见四个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街坊四邻，伴着“碰”，“开吃”的闲谈生活。
碰到红白喜事，或是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们也大多会摆上两三桌麻将。倒上茶，摆上瓜子花生之类的零嘴后，刚刚还有说有笑，一团和气，立马变成“权力的游戏”，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民国的时候，麻将一向都是国人参与度很高的一项活动。它虽然涉及“彩头”一类的交易，却不能把它跟赌博等同起来。
赌博一般都是一次定输赢，比方我们常在电视剧或小说里看到的“关扑”、牌九，或是“斗牛”、“扎金花”。讲究的是大开大阖，潮起潮落，运气好的时候百八十万等闲可得，运气不好的时候借了高利贷赔的倾家荡产。
麻将却不然，在一次次的碰、吃、和中，你要盯着上家的出手，防着下家进张，还得和对门嘻哈打诨，免得看穿了你已经听牌。
钱钟书在《围城》开篇讲中国留学生在邮轮上打麻将“麻将当然是国技 ，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
中国人喜欢玩这四个人的游戏，在勾心斗角中消磨时间。每个人都在猜别人要的是哪张牌，每个人都在想自己下一张要自摸。
记得有次过年回家陪外婆打麻将，有个老太太总爱问我：“你要什么呀？”我肯定不会告诉她，我多半还在听牌的路上挣扎。
中国人喜欢玩麻将，老外也爱玩。大约在民国十年的时候，麻将突然一下就在欧美流行了起来。不仅出了很多关于怎么打麻将的书籍，为了玩好这个竞技项目，还特地举办了麻将比赛。
但麻将蜚声世界还不仅仅是因为好玩，还因为这一百多张骨牌中所蕴含的做人哲学，能为每个人所喜欢。
也许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以来，人生大多都没有比碰、吃、和这三点更重要的了。
牌风顺的时候，人家自然会把你的缺张打出来，你只要看准摸清，就可以不慌不忙的“吃”进来，吞下去，是按部就班，不疾不徐。
有人在你的对牌上打了一张，好机会就得出手。不管对门上下手，左冲右突，横过手去，就要把牌抢过来，“啪”的碰在一起，这是不计后果，勇猛直前。
碰了，吃了，也就看到了“和”的希望。
打麻将是个相对轻松的事情，你可以跟朋友打、跟亲戚打或是跟客户打、跟上司打。
跟感情上亲近的人一起打，可以一起聊聊八卦，说说谁又失恋了，谁家孩子考上了个好大学，谁家又发了财，张老三偷看王寡妇洗澡，或是市中心又在搞强拆。
跟有隶属交易关系的人一起打，大多都打着工作牌，要怎么不动声色的输牌还要表现的非常懊恼，是一个很考验演技的事情。但大多都成就了自己的合同，博了牌友的好感。
工作后最多的时间还是三两关系好的同事，约在某个茶馆打。
有性子急的，庄家还没想好打哪张就去摸牌的；有爱吹牛的，只是碰了一下便狂妄到要一打三；还有输了两把牌就一脸凶相，看的下家毛骨悚然，恨不得马上送一张到他手上。
所以一盘麻将，打完看人对待输赢钱的表现，不说把一个人看的透透的，好歹也能知道一个人的大致品性。和了大牌得意忘形的浮夸，或是输了牌愁眉苦脸满嘴脏话的小气鬼。
听朋友说四川那边流行丈母娘牌桌看女婿，大抵也是因为这个吧。胜负心最能暴露一个人的心胸，品性。
杨德昌在1996年拍了部电影叫做《麻将》。
电影并没有重点着墨于麻将本身，而是将四个主人公隐喻为参与麻将的四家，他们不停的“摸牌”，但似乎从来没有“听牌”。
中国人的游戏，在杨导的冷眼旁观中，看出了悲怆，看到了讽刺。悟出了麻将桌上的智慧：不到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你所能把握的只有知道自己要什么。
麻将桌上，唯有守得平静，安宁与包容，才能得一个“和”。
也许人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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