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畈阳于我而言是一个情深缘浅的所在。一别四十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那些活在记忆中的面孔，早已不复旧时模样。活着的被时光催老了容颜，相见应不识；死了的到另一个世界再去年轻，此生已无缘再见；相逢还能相识的，实在屈指可数。
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在年段中遥遥领先，任课老师还没讲完题目，我差不多已经报出了答案。我爸至今还在念叨我的全公社第一。然而从七八年到八二年的五年里，因为父母工作的调动和升学的关系，我每年转一次学，五年间换了五所学校，这走马灯似的教学方式不能说对我的学业没有一丝影响。初一的时候，我在新胜中学，开始接触代数，我第一次遇到了难题。其中最让我感觉头疼的是像绕口令一样绕来绕去的因式分解或分解因式。它实在麻烦！且没个鸟用！事实证明在我此后几十年的生涯里再也没有碰到过它。各种因式就像我妈手中的毛线球，拆了结，结了拆，没完没了。我很快对它腻烦透了。压根就没有耐心去解开它。
初一结束的时候，我照例拿到了“三好学生”的奖状。我想过用那张纸做挡箭牌，在我妈面前蒙混过关。可我妈是火眼金睛，她对奖状的态度一向犹如居里夫人之对诺贝尔奖牌的态度，那就是个玩具，不能做准的。我的数学成绩没有达到我妈的预期目标，我妈再三再四叮咛我爸在黄畈阳找个数学老师给我补一补。这个时候，想必徐祖生老师该出场了。徐祖生是我到黄畈阳认识的第一位老师，开学之后他由徐老师变成了生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
忘了第一次去徐老师家的情景。但不管是我妈陪去的，还是我爸领路的，亦或是我爸我妈一起押着我去的，我后来还是渐渐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徐老师四十上下年纪，清瘦，白净，眼睛不大但很有神采。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比我低一级，小女儿刚上学，老二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三个女儿都比我长得可爱齐整。看得出来他们夫妇最喜欢的是小女儿，尤其是师母，整天大头佬长，大头佬短的。“大头佬”的意思就是脑袋大，聪明的意思，大头佬的真名叫巧燕。不过，在我看来，最好看的当属二女儿巧红，那小鼻子小嘴巴精致得就像雕刻出来的艺术品，长得照式照样像她爸，文静而秀气。小女儿大头佬和大女儿建红跟师母像得多一些，圆脸大眼睛，面颊红润润的，活力四射的样子。师母叫菊芳，看上去比徐老师年轻许多也外向许多。齐耳短发，头底心圆圆地挑出一支小辫，用牛皮筋扎住，或用黑的铁丝发夹夹住。我妈年轻的时候也一直是这种发型，可见这种发式是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我叫她菊芳阿姨，她不同于徐老师的沉默少言，是那种逢人就吧吧的热情。我第一次见到师母就感觉她灶上灶下收拾得停停当当，干起家务活来线条流畅，动作轻盈，是治家的好手，但不像是教书的。开学之后才知道她是学校食堂里唯一的工友。烧水，做菜，蒸饭，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
徐老师是土生土长的黄畈阳人，他的家就在塘边的老门堂里，诸暨最常见的那种砖木结构的老房子。跟我们的出租屋只隔了一个道地和半口水塘的距离。第一次去徐老师家，我浑身上下透着不情愿。从小到大，我妈在人前对我丝毫不留情面的苛责，让我自卑得不敢抬头。我能想见在我没有见到徐老师之前，徐老师应该早就耳闻了我的种种不堪。所以让我去补课，那就等于是让我到陌生人面前去认罪一般，臊得不行。然而徐老师很温和，不管我什么时候去找他，他都是一脸暖暖的笑，立马停下手中的活，先给我讲解。他给我辅导的语气，态度都十分的平和，讲题极耐心，极细致。将到青春期的少女的心难免浮躁不安，徐老师是那种能让我重拾自信心而且安静下来的师长。
“因式分解”是我的短板，也是徐老师给我补课的内容。我不记得徐老师到底教会了我没有，但即使教会了，我还会经常去找他。当年我需要分解的不止数学上的几个因式，我更需要分解的是心理上的种种负能量的因子。学龄前我在姑妈身边长大，等到读书之后才回到父母身边。我跟我妈之间隔了七年的心理距离。这一段距离我花了几倍长的岁月才缓慢而艰难地走近。我见我妈犹如老鼠见到猫，畏畏缩缩，敢怒不敢言；我妈看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横竖都不对劲。听惯了我妈的冷嘲热讽，我对自己的认知就是从里到外彻彻底底一无是处的丑小鸭。我至今脑子里残剩的还是那个夏天里的寒冷：妈妈对我的表情是凝滞的，目光是冷冷，家里的气氛是凉嗖嗖的。我爸经常在我妈面前护犊子，换来的是他们夫妻间激烈的争吵。我一直感觉自己是多余的，是个累赘。家里除了初一我学过的几本教材，没有其他辅助资料。我爸倒是有一套数理化的高等自学教材，可惜我还不具备那个能力，另外似乎有一套《基督山伯爵》的小说，但因为阅历太浅，我翻过，也是浅尝则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供我消遣的东西。玩具是不可能有的，电视机、录音机都是后来的事，在那之前我还没见过。我一天到晚闷闷的，我羡慕世界上所有的人，甚至羡慕亚珍、建香这些被上帝吻过的人，因为她们也比我要幸运，比我要得宠。每当我心里那些烦闷，压抑，不开心的因子膨胀到喉咙口的时候，我就会拿着练习本去找徐祖生老师，让他帮我分解。
我没有向徐老师倾吐过我的心事，但只要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我的呼吸就会顺畅许多。菊芳阿姨对我如对家人，并不刻意招待，但有什么给什么的平等态度，使我免于拘束，且心里热热乎乎。他们家三个女儿虽则都比我小，但都比我落落大方，比我更懂人情世故。徐老师家那种融融和谐的气氛是我向往不得的天堂美景。亏得有徐老师和他家人的“分解”，我不至于在自卑中一直沉沦下去，没有彻底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
开学之后，我正式成为徐老师班里的学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徐老师在课堂上还有着他风趣幽默的一面。初二学的是平面几何，整天这个图那个形，这条线那个角，因为所以地证明。徐老师的数学课极其生动，一反他之前的温和与平静，举例的时候，常常表情夸张，还伴着各种有趣的笑话，让我乐不可支。我在数学课堂上重新找回了自信，我的作业本和试卷也再次成了老师改作的范本。徐老师改作有个习惯，但凡作业认真，准确率高的，他都不吝表扬，会在本子上写上一个夸张的“好”或者“较好”。那个红彤彤的“好”字，漂亮得像鲜亮亮的红苹果。还有卷子上那个连笔流畅的100，实在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我在草稿纸上无数次地描摹过徐老师的笔法，直到现在我给学生批作业，一看到漂亮的卷面，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打上那个“好”字，完全的徐祖生笔法。
徐老师还有一个习惯是叫学生跟他一起批改作业，有时几个，有时单独叫我。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照顾吧，我在批改别人的作业时能够发现更多的错误，也能掌握更多种解题方法。星期六的午后，阳光下，两把椅子，两根凳子，一叠作业本或者试卷，我和徐老师一边批改，一边谈笑风生，其乐融融。那幅暖洋洋的温馨画面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我的生命当中最缺少的就是阳光和鼓励。徐老师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他总是用谦和平等的目光注视我。在我的心里，徐老师就是一束光，温暖过我，照亮过我。
好时光总是容易过，我原本以为我会跟徐老师相处很长的时间，谁知道我俩的缘分只有短短的一年。我忘了第二年暑假我离开黄畈阳的时候有没有跟徐老师告别，又是怎样告别的。再见徐老师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那一次的见面是那样的偶然，又是那样让我惊喜。我在街亭爬上公交车准备返校到浬浦中学读书，车上已经人满为患。我被堵在车门口，连过道都上不去。只好无奈地缩在台阶下面。反正街亭到浬浦只有一站路，稍微忍一忍就到了。就在快到浬浦的那一刻，我忽然在人缝里发现了徐老师，他在车子中间靠窗的位子坐着。我又惊又喜，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徐老师也看到了我，笑容还是那样亲切。他告诉我他到县城人民医院看病回来。他又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去浬浦读书，徐老师还向我竖了竖大拇指。可是车到站了，我拎着大包小包下车，来不及向徐老师挥挥手，车子已经一溜烟跑了。
我不知道这是我跟徐老师的最后一面，我总以为等到徐老师白发苍苍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很多次跟他见面的机会。就冲徐老师对我竖的那个大拇指，我第一次有了出人头地的想法，我想要徐老师将来有一天为我骄傲。我想过满头银丝的徐老师再为我竖大拇指的情景。然而，我没想到，我这一转身，徐老师就会和我天人永隔，公交车上的他已经是癌症晚期，病入膏肓。粗心的我，居然没有看出徐老师的病态，我决计想不到徐老师会是永远黑头发，永远年轻的一个。可是，就算我当时得知了徐老师生了重病，我会不下车，一直跟着他到黄畈阳，去陪他度过一段时间吗？
十年之后的夏天，我和我弟心血来潮地回了一趟黄畈阳，老房东夫妇均已去世，那间出租屋已经进不去，我们悻悻然去了徐老师家。菊芳阿姨的热情丝毫不逊当年。她告诉我们徐老师已经去世多年。大女儿建红顶了父亲的职，到璜山教委做了会计。二女儿巧红去了萧山打工，小女儿大头佬考上了越剧团。世事的变化让我有点懵圈。菊芳阿姨说这些的时候显得很平静，脸上看不出悲戚的成分。建红有了男朋友，正好放暑假在家。晚饭后，我们上了徐老师家屋顶的露天平台乘凉。我一言不发地躺在竹椅上，仰望满天的星斗，寻找我的恩师。我想我的恩师一定是那最亮最亮的一颗，他正在天上笑眯眯地向我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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