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温和地走进那片荒野
那时候，雪刚刚停下。我卸下背包躺在山脊上，天空只有一道盐白，两只山鹰在盘旋，雪地上烙下两块黑影。我望向山下，山谷里蕴积着一团雾气，像一段生藕。我抓起一把湿雪，放进嘴里咀嚼。恢复了体力，我拖着背包继续攀爬。右手边伫立一块石崖，我不敢靠近。那里积雪充满气孔，刚上山时，我想去扶一块石头，几次陷进深雪。现在海拔不断攀升，我不想冒任何风险。黑石缝里挂着干草，白粪在岩面囤积，那里有一处鸟窝。我凑近去看，窝里贮了两枚破碎的蛋壳，一具幼鸟的干尸皱缩着，刚腐烂不久。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水流。声音忽远忽近。我四下打量，找不到声源。我确信附近没有山涧，也不可能存在瀑布。我抱紧背包，伏在雪面。水流声变得真切而喧嚣。那此起彼伏的水流声，不是别处的，而是来自脚下。山体长年积雪，融化后在表面结冰，覆盖新雪后，底部的冰层仍在涌动水流。事实上，下午时分，我走过一小段冰川，自己浑然不知。我俯下身去，脚下窸窣的碎裂声，像踩碎一块苏打饼干。没等调整好重心，雪层迅速坍塌，双腿落空陷下，我抓不到一处硬物，我预感到自己正掉进深渊，袭身的恐惧让我晕眩。眼前晃过一连串人影，但看不清是谁。恍惚中，我的身体卡在冰洞里，背包也不知去向。恢复知觉后，我才发现腿和腰浸泡在冰雪中。我无法动弹。
没过多久，又开始落雪了。雪花在山风里结痂，割到脸上像铁器。而夜晚即将来临……
拉萨，来不及说晚安
半个月前，登上火车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会陷入这样的困境。那时我充满热情，对自己过于自信，我甚至没有带预防高反的药物。我往背包里填满帐篷睡袋、酒精炉、锅碗，还有打火棒和指北针。临走时，我撕下一包安全套，因为在野外，安全套可以装水防水、可以包扎伤口，极端情况下，还能装进尿液生火。五月是去珠峰营地的好时候，气候正值凉爽，雨季还没有来临。我辞掉公司的职务，乒乒乓乓地上路了。我计划六月底回来，准备研究生入学的手续。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火车经过唐古拉山口，海拔飙升到5100米，车厢内逐渐供氧。窗外一片昏暗中，一排排雪山在款款移动，皑皑的，默无声息，像原始的上古神兽。藏羚羊、黑牦牛随处可见。与车厢里的混杂相比，外面的旷野颇有些混沌初开的味道。
坐在周围的是两对穆斯林夫妇和一位意大利人。穆斯林夫妇是进藏打工，拉萨城里每个月都有高原补助费用。意大利人叫Francesco Ros。他中途上车，从西宁去往拉萨。他从家乡罗马出发游历了欧洲，至印度尼西亚旅行到中国。一路上，他住最廉价的多人间旅社，吃最便宜的馒头、饼干，脊椎患了严重囊肿。我问他如此旅行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为了写完一本哲学的书，他掏出背包里厚厚一沓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笔记和感悟。他旅行的最初动因是因为一部意大利电影《邮差》。几年前我有幸看过，讲述一位邮递员马里奥与诗人聂鲁达之间的交往，聂鲁达帮助马里奥赢得了爱情，聂鲁达离开智利以后，马里奥支持聂鲁达，在一次集会中朗诵诗歌而丧生。电影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导演，当菲利普·诺瓦雷刚拍完电影，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着迷于电影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他的哲学正是基于此。他说，一年的旅行中，饿了他就吃，渴了他就喝，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思考。
到达拉萨城，凌晨两点。各大超市、快餐店、户外用品店都打烊了，只有几家青年旅社还在营业，疲惫不堪的背包客，花上不多的钱就能得到一张床位。房间自然是男女混搭，共用浴室。后街上，开着几家藏式茶馆，此刻正掩着门，要是在白日，一大壶正宗的酥油茶或甜茶，售价只有七八块。不远处的拉萨河暗流翻滚，就像塞纳河分隔了巴黎，拉萨河横穿整个拉萨市，在曲水县汇入雅鲁藏布江。
沿着北京中路往东，抬头是高耸的布达拉宫。月色下，没有参禅的呢喃语，只有藏香的清幽气。待到凌晨四点半，上百名僧人身着紫红袍，手执转经筒，口念经文，顺时针围绕布达拉宫叩拜、祈福。
而不远处的步行街上，却是另一番景象。街两边酒店林立，地面上霓虹交错，编出一张梦幻的网。忙活了大半夜的歌舞女们刚迈出酒店，数十辆黄色出租一哄而上，拥堵在门口。那些小姐们出手大方，毫不吝啬几块钱燃油费。
在拉萨休整一天，办妥了边防证，我便往藏南进发了。从GPS定位仪和卫星云图来看，我先到达日喀则地区，经过拉孜、定日县，最后在扎西宗乡落脚，扎西宗往后，便分开两条路。到那个时候，我必须做出决定。只是我现在并不着急，我更愿意选择一条安稳的路。离开市区，道路显得空旷，罕有来往的车辆。清晨寒气袭人，走上四五公里，背脊开始出汗，背包里新买的牛肉干、鱼罐头反而成了负担。我心数包里的物什，杂七杂八的，越想越觉得多余，多本野外指南书里都指出，除了食物，如果一件东西没有两种功能，那么就要考虑替换，或者扔掉。走到中午，在109国道与省道交汇的路口，我终于忍不住卸下背包，掏出一袋葵花籽、备用毛巾、两听啤酒扔到路边。这时，一群孩子站在路边看我。我这才注意到几百米外有几处村庄。我将葵花籽递给他们，他们纷涌而上，领头的大个子拿了全部东西，接着按人头分发下去。他们好像带有预谋，专门等过路的旅行者。分光东西，几个男孩伸手走到我面前。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瘦小，我掏出几块话梅糖，他们抢夺一般，抓了一把，又跑回大个子那里。上交了话梅糖，他们领一群人又围上来。我只好摇头，加急了脚步。他们跟着我，一面唱歌，一面说说笑笑。送了我一段路，他们才停住。我回头看他们时，他们朝我招手、微笑，像在表达感谢。
太阳热起来时，行走愈发艰难。路面扬起干土灰，脖颈处发红，隐隐作疼。没有那一群野孩子的陪伴，我倒觉得孤单起来。我靠在背阴石头上，拿出压缩饼干和水杯。奇怪的是，我非常饥饿，但依然不想吃东西。我本以为只要感到饿，什么都能吃下去。但事实是，在家里不想吃的，在野外也照样不想吃。我只好打开鱼罐头，将压缩饼干当成备用干粮，压进背包深处。
野外进化论
傍晚，一辆拖拉机跟在身后，司机揭下草帽，问我需要搭车吗？开始几天，我并不愿去搭车。搭车，让徒步变得容易。三天的路程，半天就能到达。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那么做。我摇了摇头。他爽朗一声大笑，给了一脚油，突突突地走远了。
太阳还有两指高时，我找了块空地搭起帐篷。跌跌撞撞的山风席地卷来，篷布呼喇乱响。我在帐篷里点燃酒精炉，小锅里炖着热腾腾的燕麦粥，刻了几块牛肉进去，肉腥味四溢。我潦草地吃了一点，躺下休息，身底下坑坑洼洼，选择营地时，我竟忘了检查地面，那些凸起的石尖正戳脊梁骨。“没有百分之百的营地，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人生。”一本户外书里这样讲。我翻来覆去，寻找舒服的位置。天黑以后，大风吵得人睡不着。我想到有一年夏天，在青海湖边露营，到了后半夜帐篷外有动静，我以为是狼，我拉开帐篷，朝黑暗大吼一声，果真窜出一片黑影。我打开手电，不过是一只落单的山羊。我扎紧睡袋口，尝试着睡一会。第一天露营，总是很难入睡。我掏出软面抄，写了几段日记。等到十一点，我才关掉手电睡觉。
第二天，四点多钟，天大亮。只睡了五个小时，我精神不振。要继续走下去，我得顺应大自然，拨慢生物钟。天一黑便睡觉，天一亮便起床。这样才能保证睡眠。一日三餐，低脂肪，尽量填饱肚子。晓行夜宿，三天之后，我似乎找到了某种节奏。身体没有上路时的虚脱感，脚步轻盈，背包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离小镇还是半天的路程，我希望在午夜前赶到。我沿着河走，河面平稳开阔，望不见尽头。丛丛雾霭蜷在河心，水面白鱼苗翻腾，河堤在月光下隐隐露出玄色。要是在冬天，我真想在河面上走一走。远处亮着几点灯火，不过距离还很遥远。身后忽然响起马达，呼啸着，由远而近。五六辆摩托车开过来，我心底一沉，捡起地上一块石头。不出所料，摩托车队果然围住了我，他们的穿戴看似当地人。其中一个掉转车把，将摩托横在我跟前。“小哥，搭车吗？我捎你一程。”他用力拧着油门，排气管发出刺耳的噪音。“你们这是搭车呢，还是打劫呢？”我抓紧石块，但是转念一想，他们那么多人，反抗也没有用。若是想要钱的话，我最好把钱包递给他们。到了镇上，再报警。“我不搭车，你们走吧。”我多少有些自我安慰。摩托车队开起来，在我身边绕了几圈，他们一遍一遍打量着我，我也跟随他们的目光，瞥了一眼自己：背着鼓囊囊的背包、提溜大塑料瓶、衣服蒙了一层灰。一副彻头彻尾的穷游模样。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好抢的，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他们一同踩下油门，马达弄得山响，闹了一阵子，喷一团尾气，扬长而去。我松了口气，扔掉了石块。
走到拉孜县，街边分布许多藏刀作坊。想到之前的经历，我走进一家店铺，买了一把。藏刀没有开锋，但是足够防身了。在县郊公路上，我搭上一辆南下的货车。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搭车游戏》，叙述了一对年轻恋人的爱情悲剧，而现实中的搭车毫无游戏可言。你精疲力尽、肩膀肌肉拉伤、脖颈上大面积脱皮，而时间正值晌午。如果能遇上一名好心的司机，不管是私家车、大卡车，还是拖拉机、马车，赶紧上车，走吧。我将背包扔进车斗，跳进副驾驶。司机很健谈，我猜他愿意载我，是想在路上找个人说话。司机是狂热的佛教徒。他告诉我什么是舍利、佛祖如何使用特异功能，说那些成佛的人想去珠峰，只要一蹬腿就能飞过去。我诧异地瞪圆了眼睛。他的兴致更高起来。谈起多年前的藏独事件，他表情极其严肃。说到激动的地方，他解恨似的狠踩油门，猛打方向盘，货车在山体环道上横冲直撞，大有车毁人亡的危险。我赶紧抱住他的胳膊，我说，大哥，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你家人如何？
到达目的地，他熄了火对我说，“佛祖保佑你。”我点点头，扛起背包继续徒步。走了十多分钟，我回过头去，他仍站在原地朝我招手。两天的徒步中，我时常想起他说的话。
翻过两座山峰，空气潮湿，身边拢起单薄的雾气。我套上雨衣，沿着山路急走。傍晚时分，大雨落下，无遮无拦。幸运的是，山脚下是一片雨雾笼罩的村镇，那里就是扎西宗。往珠峰去的咽喉要道。
300毫升的温暖
扎西宗更像一个集市，路两边分布旅馆、小超市和简易饭馆。牦牛和骡子背驮货物在路上行走。据说这里有抵达县城的班车，不过一星期才开通一趟。镇子中央戏剧性地分开两条路，一条通往珠峰北坡，这是我们通常说起的珠峰大本营，而另一条要深入喜马拉雅山脉，迂回曲折，翻过几座雪山，终点位于珠峰东边，最后一段路完全进入无人区，在雪山深处，能看到杜鹃花谷、兰花谷，以及K2山峰。现在雨水还没有歇停，冒然走进无人区，实在太过危险。我打算在镇上过夜，第二天往北坡行进，这样更为妥当。
我在一家饭馆避雨。一碗番茄炒蛋面，售价将近三十。女老板告诉我，当地不产蔬菜水果，除了面食，都要从县城运过来。米饭更是贵的出奇。煮面的空当，我在店里走了走，墙壁上写满了标语和签名。有些青年人结伴骑行到这里，有些搭车到此，还有一支法国探险队，墙上还钉了张国旗。服务员递给我一支点菜用的笔，我摇摇头，说看看就可以了。人何必到哪里都留下点什么？墙角边的方桌上，坐着一位中年人，四十岁模样。他正抽着烟，碗里的汤汁都喝尽了。他头发还湿着，背包躺在脚边，裤腿溅上淤泥。我朝他点点头，他灭掉烟。“你也刚到？”我说。他点点头，眼角有些湿润。“你从哪里来？”我问。“四川。”他回答简洁。我没有什么好问的。一大碗面端上来，份量足，煎蛋地道。我吃了几口，他又想说话了。“我坚持不下去，才先到这里的。”他说，“我们七个人，说好步行到珠峰，开车有什么意思？你说是吧？”我就着汤面，点点头。“我太累了，就先搭车了。”他话语里充满内疚，“他们还在路上，明天才能到。”他背起包，“有点想家。”他说，“想孩子，也想老婆。”说完，他走出了饭馆。我猜他大概流泪了。我想不出男人到了四十岁，要处于怎样的心境，才有勇气踏上这段旅程。
我住进藏族人经营的旅馆，一间屋子十张床位，提供插座和一壶热水。其实整间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草率洗漱后，我很快睡着了。到了深夜，我梦见自己被人关进逼仄的囚牢，四面不通风，空气快耗尽了，我胸口压抑，快要窒息。我大喊一声，惊醒过来。屋里还是我一个人，我爬到窗前的床铺上，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我得救一般，趴在窗台上，浑身颤抖。
雨住了，街铺还亮着灯，一群人牵着高马在楼下说笑，他们戴着头巾，穿着赤红的袍子，像喜宴上刚刚散去的宾客。原来当地人也有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在城市里一样。平静下来后，我望着那两条分叉的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这里了，我只有这一次机会。我想到《荒野生存》里的克里斯多夫，想到《摩托日记》里的切·格瓦拉，想到贝尔·格里尔斯，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那一片荒野就在不远处，那里了无人迹，只有雪山、河流和石林。那是我最想去的。我厌倦了死板的生活，在都市了总觉得无趣，我渴望一点野性，渴望找到生活的感觉。倘若我没能活着回来，我至少做出了尝试，尝试不顾一切地走向自己的内心。
天亮后，我打理背包，踏上那条狭窄的小路。我蓦地想起高中时读过弗罗斯特的一句诗：“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同时，也为引用一首诗感到做作可笑。
行走三天，经过曲当，绕过最后一处伦珠林村落，群山的垭口就在眼前。我摸出地图和指北针，辨别方向后进了山谷。走了两天。凹地涌出一面湖，湖面整个冻结了，一片雪白。谁能想到群山里，藏着这样一面湖水。湖面那么宽广，我渺小得像一只微生物。这片湖就像天外来物，我怀疑湖底是去往另一世界的通道。我望着湖心，驻足良久。
暮色阴沉时，我穿过松树林，下到谷底。谷底巨石林立，腾不出一块瓶盖大小的空地。远处一块巨石像帽檐一样伸出头，我搬来两块石头，铺成一张床。垫上篷布，躺上去后，上下身分开，仿佛下半身脱离身体去了山的另一边。雾气生发开来，在谷底越积越沉，身体像躺在云朵里。这并非好的征兆，湿度陡增，天空稠似泥沼，一场大雪不期而至。真的难以想象，这是五月份的气候，白天还是漫山遍野的红花野草。深夜老鼠在石缝里穿梭，我翻身醒过来，昏暗中的灰片大面积沉降。天亮时，头顶的塑料纸积了一指厚的雪。山峦上四只野鹿正望着这边，也许是好奇，也许是把我的绿外套当成了青草。我坐在雪地里，融雪煮了一碗燕麦粥，我随身带的份量足够吃一个月。我看过一则新闻，波兰一位老人横穿大西洋，漂流的几个月中，他的口粮只有一大罐燕麦。
脏脚蚂蚁
在野外，一切情感都变得真实了，那些支持你活下去的东西变得更加突出。你面对的只有雪山、河流与自己，世界完全将你抛弃了。恐惧感、饥饿感，对生存的渴望，对一碗蛋炒饭的需求，掺不得半点虚假，生活中无奈的恭维和随口而出的谎言，是多么无足轻重。你似乎明白人的意义在于真实与本色，就像石头就是石头，雪山就是雪山。
我陷进冰洞，想做最后的挣扎。我想到白天，我爬上碎石坡，眼前没有路了，雪山环抱山谷，围成马蹄形。我坐在山脚下，对照地图。我断定翻过这座山峰，能重新找回向西的路。我沿着山脊上行，雪淹没了膝盖，我只好拔腿往前走。到了傍晚，我路过鸟窝，脚下整个崩塌了。
镇定后，我扒开雪层，找到了背包。我拔出藏刀，敲碎腰边的冰块，砸了一圈后，身体能左右活动。我憋足一口气，爬出了冰洞。我在雪地滚了几圈，雪黏在身上，能吸走水分。双腿麻木，我歇息喘口气。山峰不远了，而山脚已遁入云雾。我取出长绳，在背包带上打出八字结。这样我可以不用背包，轻身爬上山峰。到达山顶，再拉将它拉上去。我双手着地，放缓动作。山口掀起的冻雪，四处砸落，我看到对面的天空，我似乎嗅到了珠峰的气息。攀上一洼平地，山风撞向胸口，凶猛得像推土机。山峰过去是三座更高的山峰，底下遍布光滑的冰壁。山峰背后群山簇拥。我解下绳子，捧起一把雪，抹在脸上。泪水阴出了眼窝，我没有力气发泄情绪了。我拉上背包，抱在怀里。只能下撤了。我做出一个不要命的决定。
我捆起背包，用渔夫结扎紧，另一端绑在腰上。我站起来，奋力掷出背包，背包往山下滚去，绳一绷紧，我坐回地面，双手插进雪里控制方向。背包越滚越大，身体也在加速。下滑碰上突起的石尖，我右腿用力，翻身躲开，整个人掉转半圈。情况危急，我拔出怀里的藏刀，扎进深雪。速度缓和后，我调正方向。
到了山脚下，我扒开雪衣，拖出背包。爬上雪山用了三四个小时，而滑下来不到半个钟头。猛然间，我对屁股和后背产生由衷的敬佩。我搭好帐篷，打着打火棒，点燃一堆篝火，脸颊火辣辣的。雪山脊上一串脚印，黑点点的，像爬过一只脏脚蚂蚁。
喝下一碗热水，身体暖和了。我掸去冻雪，脱下硬邦邦的衣裤。借着手电朦朦的黄光，我看到腹部殷红发青，腿上瘀黑一片。
这么说，我走错了山谷。昨天，我就迷路了。这样想来，看地图、找方向简直是个笑话。书本视频上的那些不过是一腔空谈。来到这里，根本是个错误。我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懦夫，我太高估自己了。我想到女友那一通阻挠的电话，想到临行前妈妈说，到拉萨看看就回来吧，人多的地方安全。我蜷在睡袋里，希望明天醒来时，仍躺在家里的床上。半夜，气温骤降，我重新拨着了火堆，我筋疲力尽，坐在火堆旁，像一条濒死的狗。
醒来后，天气大好。想了一夜，还是撤退为好。我可以回到曲当，绕道去珠峰北坡，看一看大本营。我收拾好帐篷。强烈的消耗感袭来，眼前一阵阵黑，耳边嗡嗡响。我脚下颤抖，我以为是幻觉，但是空中一声巨响，仿佛劈开了整座山谷。我清醒过来，群山顶雪层断裂了，皱起的积雪瀑布般往山脚涌落。脑中闪过无数个念头，我来不及捕捉。我想要迈开脚，双腿使不出一点力气。我知道不可能有机会了。雪块扑到我眼前，把我撞开几米远。我睁不开眼，奔腾的雪花拢起一阵雾气。积雪堆到脚踝便停住了。缓过神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场雪崩。幸运的是，雪涌到山脚下便平息了。
可乐、甜筒及其他
回撤的第四天，牧羊的藏民收留了我。他领我去他的村子。他的房屋有两层，每层不足一米七。直起腰能撞上横梁，屋内光线暗淡。老爷子在小间佛堂点起油灯，跟我聊起天来。他说他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儿子们都在放羊，大女儿在县里当医生、二女儿在拉萨开饭馆、三女儿去了法国。我问是去留学吗？他说不是，是去参禅。小女儿十岁就进了寺庙，后来一直在布达拉宫，两年前去了巴黎。老大爷往我的茶盏添了一大块酥油说，这些孩子都没有妈，年轻时就过世了。孩子讨老婆、上学，全靠放羊。我想到火车上遇到的那个意大利人，想起关于人与人交往的哲学。我一下子明白，他的话平白如水又如此深邃，就像河流看似平静，而潜藏的暗流却能将人淹死。
老大爷的小儿子走进来。他坐在蒲团上，举菜刀劈砍怀里的木桩。砍柴呢？我说。不是，他说，这是牦牛的后腿，风干了，我劈下一块给你煮碗面。
往大本营的路上，经常见到结伴的游客、摩托车队，来往的商务车也不在少数。我出示了边防证和门票，边防队官兵这才放行。他们警告我只能在山坡上观看珠峰，不得踏进大本营半步。山坡半腰立着石碑，石碑刻着：珠穆朗玛峰大本营5200米。碑文周遭写满了签名，周围的石块上也留有模糊字迹。珠峰的轮廓就像明信片里看到的那样。一条雪脊从大本营打着弯地伸上峰顶。我爬上坡顶，浓密的云层萦绕着山峰，就像蛋筒里溢出的白色奶油。那可是8848米高的奶油甜筒。
大本营里驻扎各国登山队，帐篷顶飘着各色彩旗。自从有人类登上峰顶已有六十年的历史，随着商业登山模式的运营，每一位普通人都可以登上珠峰，前提是给登山公司缴纳80万人民币，这笔费用用来购买实时天气、租用物资人力等，而且不能保证登顶。曾经有人建议，修一条公路直通珠峰峰顶，消息一公布，遭到国内外环保主义者、登山者的反对。修公路不仅耗费巨资，而且气温会逐年升高，珠峰雪线将大幅度下降。试想一下，要是任何人走着走着，就上了珠峰，登山事业还有什么意思。
我在山坡上坐了两分钟，内心平静，原本激动的心情荡然无存。我不明白，是因为任何旅程都要有一个终点，我才走到了珠峰，还是因为有了珠峰，我才大胆走向那片荒野。反思一路上的失败，我并不觉得沮丧，反而获得某种勇气，那种让人捂住伤疤，往前迈出一步的勇气。
山脚下，我从边防官兵手里买了一罐可乐。他问我，你想去尼泊尔吗？我想了一会，想去看看。他玩笑似地指着珠峰说，很近的，翻过去？他狡黠地微笑着，朝我敬了个礼。我仰望着珠峰，一口气灌下去。我捏扁可乐罐塞进背包。这可是珠峰脚下的可乐罐。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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