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后汉书•西羌传》,看到文后的一则旧时批语:
不同意此观点。羌人非生性喜叛,可以善政德服。斩羌除根,非经世远略!况羌不可除尽,种族仇恨遗后,不久必叛。血的教训,范氏何以不知?
这段话写于八年前,是我针对《后汉书》作者范晔观点写的短评。这还得从汉朝与西羌关系说起。
与匈奴对西汉的威胁不同,东汉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西羌。这个发源于犬戎、据说在甲骨文中都能找到遗迹的古老少数民族部落,到东汉中前期,逐渐发展壮大。因为主要活动在西北部(今天的宁夏、甘肃中东部、青海东部、陕西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等大片区域),故称西羌。为了统领和安抚羌族部落,隔绝与匈奴交通,镇压叛乱,汉武帝始设护羌校尉,持节领护,级别与太守相当。这一举措既是保护羌人不受匈奴侵袭,也是防止其勾结匈奴反汉。不过那时羌部十分弱小,大体上都是依附汉朝。后来羌族快速繁衍,势力壮大,甚至“胜兵十万”,为了生存需要“逐水草而居”,加上中央政府对羌政策的变化,边关将领统御失方,羌族叛乱侵袭愈发频繁,护羌校尉越来越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东汉光武帝采用班彪建议复设护羌校尉,挑选干将担任,并沿袭了西汉中后期对西羌的军事打击与怀柔并举的政策。东汉前期,西羌虽偶有小部叛乱,均被平定,未对王朝构成大的威胁,直到汉章帝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武威太守傅育调任护羌校尉,11年后,在一次联合陇西、张掖、酒泉三郡进击叛羌时,因未待三路兵马会集,傅育孤军深入遭遇伏击,被羌族首领迷吾所杀。这位威名远扬、声震西北的将军,是东汉建国以来牺牲的第一位护羌校尉。他的死亡引起朝廷震动,国家下诏褒美,封其子为侯,以张纡接任护羌校尉。同年,木乘谷战役迷吾兵败投降,张纡接纳了,但却在受降大会上酒中下毒,伏兵诛杀迷吾及其部落,斩了迷吾等五位首领的头,祭奠傅育。
从江湖义气甚至从国家角度考虑,张纡此举既给傅育报了仇,又诛杀了羌族首领解决边患,似乎是正确的。然而,毕竟是杀降人,政治上东汉失了一着。史载“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和其他几个羌族部落化解世代仇恨,结成了反汉同盟。被人如此欺骗、戴有杀父之仇的迷唐,此举也可以理解,东汉此时因张纡失去了信用。很快叛羌势力转盛,东汉措手不及,张纡等不能讨伐,两年后也被调离了。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聂尚代为校尉,想一改前几任施行的军事打击政策,修文德来降服西羌。他来晚了,来在东汉王朝失去信用之后。当他亲自把迷唐祖母送到塞下,无微不至地照顾,还派翻译五人护送到羌部,迷唐不仅不领情,还残酷杀害五人,再次歃血为盟,寇略边郡。聂尚因此也被免官。此后,汉羌之间开始了长达八九年的大规模战争,死伤无数。
经历长期战争后,迷唐部衰落了,然而滇零部开始崛起,反叛东汉,自称“天子”。这一部种比迷唐更为强大,摇动东汉根基,攻陷关中,东到山西、河北,南到汉中、四川,皆受荼毒。首都洛阳几乎也受到威胁。中国历史到此时为止,除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至首都被犬戎攻破,大概这一次是最为严重的外敌入侵祸害,直接给后来东晋“五胡乱华”来了一次预演。
这一乱又是十多年,东汉为此元气大伤,府库空虚,并州、凉州二地损耗尤为严重。此后仍不时有小叛乱。到公元141年校尉马贤战死,144年校尉赵冲战死,这十多年再次沉重损耗了东汉王朝,也极大消耗了西羌势力。此时东汉进入最黑暗腐败的桓灵时期,校尉段颎施行斩草除根的种族灭绝政策,历经八年,到公元167年基本平定了西羌。到东汉末,又平定了东羌。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安稳。
因持续一百多年的西羌之乱,东汉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大小小近千次战役,前后牺牲的郡守校尉将军多达几十位,如果不是皇甫规、张奂、段颎这三位杰出将领几十年征讨安抚,不知中原是何处境!若论战功,自然是段颎第一,然而他的做法却是很成问题的,在当时就饱受争议。
在对羌政策上,边关将领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是以皇甫规、张奂为代表的,坚持安抚为主,军事打击只是迫不得已;一是以段颎为代表的,坚持以剿灭为主,基本不安抚。中央政府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态度,只看重边关眼前利益,导致对羌政策多变,随将领个人意愿。
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最后做总结时,这么写道:
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先王)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
你看,范晔用“先王”反对两汉的安抚西羌政策。他是南朝宋人,目睹北方沦陷,对“五胡乱华”有切身之痛,很支持段颎这样的铁血将领来收拾河山,也可以理解。站在今天的角度,说羌族生性就是喜欢叛乱,生来带有侵略基因,不可能用文德统治,估计很多人不会赞同。在当时,张奂等一批将领和士大夫都反对段颎的这种举措。东汉和西羌的矛盾,表面上也是民族矛盾,但本质还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
皇甫规在年轻时给皇帝上书,就讲的很清楚,羌族叛乱“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这位出身边郡将领之家,也应该是很懂得地方实情,知道羌族反叛的真正原因。地方官员将领对羌族统治残暴,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属于阶级矛盾,不是“夷貊殊性”这样的人性矛盾,也不是因为太平年代,瞅着东汉很久没打仗,好欺负。还是张奂说的“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在理,但这在范晔那里成了迂腐之论了。
西汉的赵充国,东汉初期的马援,都曾经降服了羌族,把他们迁居内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虽然后来又有反叛,那也是后任官吏惹的祸,实在怪不到两位老将军。
像羌族这样的“战斗民族”,最开始也是很弱小的,边关将领一步步逼着它发展壮大了。长年厮杀留下的血海深仇,把这些部落磨练成了天外之狼。种族仇恨结下容易,化解却极其困难。聂尚操之过急,自然无功而返。古人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用安抚的政策治理西羌,见效虽不快,却是治本之策。大将军梁商对赴任的将领口授安羌之法,认为要“临事制宜,略依其俗”“防其大故,忍其小过”。可惜那三位将领生性残虐刻薄,一到任就骚扰羌民,很快又起叛乱。这在东汉某些主张剿灭的派别眼里,叛服无常的羌族成了野蛮不驯的“夷貊”,只想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我想,如果真的成功施行了范晔的政策建议,把羌族彻底灭绝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缺了羌族,该是天大的遗憾吧。
写到文末,想起近年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有人扬言灭绝大和民族,把日本从地球上“抹去”。回顾汉羌之战,“西北射天狼”的这段历史,应该还是有借鉴意义。站在世界大家庭的角度,大和民族之于世界,是否如同羌族之于中华民族呢?近代中日民族矛盾激化,难道是因为大和民族本性侵略、不爱和平,而中华民族本性爱好和平?对于民族的所谓本性,真不可太过高估,因为民族往往是被政权所绑架的,而政权则是统治阶级所掌控的。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待,一切民族矛盾本质上都是阶级矛盾,只不过披上了一件叫做民族的外衣。当然,他们能够披的外衣还有很多。我想,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不能少了羌族,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中华民族,也不能少了大和民族吧?
凡是民族冲突,都需要再三思考,查找冲突的根本原因,可不能陷入范晔式的陷阱中去了。
(2017.10 长沙)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