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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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2019年评分最高的法语电影，《何以为家》中表现出的被遗忘的社会角落以不期然的方式闯入我们的视线。

影片一开始，瘦小的赞恩被人从监狱带向了法庭，在一片静默里，他说出的话宛如石破天惊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

故事回到几个月前，赞恩一家人原是十多万叙利亚难民中的一员，为了躲避战乱，他们涌入黎巴嫩的街头，将这个原有“小巴黎”之称的美丽城市变为肮脏，混乱之都。

他们一家人生活在一个窄小的楼层里，楼上的人家一开水龙头，污水就会从地板渗入赞恩的家中，导致“洪水泛滥”，赞恩的母亲抱怨连天，却从不敢向房东提出意见。

破布帘子遮盖着七八个孩子睡觉的床，生锈的窗户一开就能看见一栋栋矮小的连绵不尽的楼房。

赞恩的父母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年比一年多的孩子。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赞恩的兄弟姐妹全家出动，在街头贩卖果汁，获得一点微薄的收入。

赞恩最在乎的人，是他的妹妹萨拉，所以他费尽心机地掩盖萨拉月经初潮的痕迹，然而一切的努力在贫穷面前似乎都显得无事于补。

萨拉仍旧在一个不太晴朗的早晨，出嫁了。

失去希望的赞恩带着自己攒下的一点钱离开了自己所痛恨的“家”。

当温饱都成了一个艰难的问题，当最爱的亲人被当做商品赠送，当原本的故土硝烟冲天，对于赞恩而言，什么，才算做——家呢？

赞恩的眼睛茫然地掠过镜头，好像在无声地质问在座所有人。

我想这大概就是《何以为家》的含义。

二。

赞恩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终日在游乐园里徘徊，一遍遍地坐摩天轮、旋转木马，看着落日西沉，云影变幻，直到所有的钱都花光。

幸运的是，迷茫的赞恩被女工拉希里收留，他们度过了一段平和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拉希里在外筹钱时被关进了监狱，赞恩数度寻找拉希里无果，只能一个人扛起扶养尤纳斯的重任。

命运又一次，将赞恩推入绝望的谷底，他用铁锅装着懵懂无知的尤纳斯，四处寻找谋生的道路，他甚至重操旧业开始贩毒。

最后，赞恩不得不将尤纳斯卖掉以换取二人活下去的机会。

当赞恩听到妹妹小产去世的噩耗时，他彻底崩溃，他拿着刀砍伤了房东，住进了监狱。

于是，便有了电影开头的那一幕。

我控告他们生了我，却没有负起为人父母的责任。

坐在法庭上，他说——

“从我小时候起，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狗娘养的东西”，生活是一堆狗屎，比我的鞋子更脏，我以为我们能活得体面，能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

讽刺的是，台下作为被告人的父母一脸茫然。

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在这样的教育，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四十万难民涌入黎巴嫩的街头巷尾，十年的内斗让这个国家美丽不再。所有人都在挣扎着求生，即使爱自己的孩子，又能怎样呢？连肚子都无法填饱，轻飘飘的一个爱字，又有什么用呢？

这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组成的史书上的一撇一捺。

三。

没有什么晦涩的隐喻，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表现手法，导演直接地，不留情面地揭开了残酷的真相——

在战争的废墟之下，究竟埋葬着多少僵硬的孩尸。

影片几乎全程采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方法，摇晃的镜头让人感到不适，当电影中的人物矛盾激化，镜头切换也更加散碎，仿佛是一个站在人物身边的旁观者。

细致的镜头语音展现出的残酷却真实的小人物的世界。

母亲对孩子的动辄打骂，，年纪小小的婴儿的脚踝被铁链栓住防止乱跑。

当赞恩恶作剧般爬到了游乐园里张开双臂的女模特身边，并扒开了她颜色光鲜的衣物。

映入眼帘的，是颜色黯淡的乳房，赞恩面上呈现出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这枯萎的颜色，正如赞恩从未体会过的母爱一般。

我不禁想起，2015年9月，一个年仅三岁的男孩殒命于土耳其沙滩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他与父母都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为了躲避战火偷渡欧洲，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成了他短暂一生中最后的记忆。

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视频中采访了十多个叙利亚的儿童。他们多数早已习惯了走路时突然落在旁边的炸药，或是凌晨的恐怖袭击。

其中一个女孩抽泣着问：“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仅仅是去河边洗衣服，就失去了我的爸爸妈妈。”

导演拉巴基说，有一天晚上，她看到一个妇女和一个1岁的孩子坐在路中间的缓冲带上。孩子被汽车来往的声音吵得没法打盹，两人只能在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中间带苟且生存。稍有不慎，就会被来往的车辆撞死。

她对此感慨万千，因此决定卖掉房子，来筹拍这部电影。

拍电影之前，她见过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很消极，不哭、不笑、不玩耍。哪怕把玩具放到面前，他们也不会去触碰，他们的眼神中没有孩童的神采。

99%的孩子告诉她“他们不快乐”，他们说：“我不喜欢呆在这里”，“为什么我的父母要生下我，让我受罪”，“为什么我要一直感受困苦或是饥饿，我做错了什么呢？”

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来到世界上是因为他们应当受到惩罚。

因此，导演拉巴基并没有选择聘用专业的演员，而是找来了与故事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去演绎。

她并不希望，这是一部需要用“演”来完成的电影。

这些悲剧不是一个空口无凭的故事，而是每时每刻都在社会的角落反复上演的生活真相。

拍摄时，拉巴基也不会给出具体的台词，而是告诉“演员”大致的情节发展，让他们自由发挥，而摄影师只是记录者。

电影的最后，赞恩拥有了自己的护照，他看着镜头，终于露出了微笑。

也许生活并不会有所改善，但起码，道路的尽头有着名为希望的微光。

我只愿，在镜头之外，在阳光没有照射到的地方，再也没有无辜的孩子因为战争而失去眼中的纯真。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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