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瞿欣欣在微博诋毁苏享茂”家暴“，紧接着多家媒体抽风同时散布美国医生手术室尬舞的假错消息———让人不禁感慨：真尼玛乱。
某胖说：互联网时代，一个人要是道德有问题，那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智商问题，因为别人可以通过网络查到你，进行提防；甚至扬言：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需要道德家，所以将来肯定会出现道德表演家。
这些年互联网大力发展，按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应该大有改观，最近又迎来了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应该如其推销的某学一样，各个直逼大圣人。
然而国人的道德水准不仅没有提高，反而直线下降，伪道德家一个个倒下，犯罪更是一波接一波，不停刺痛人们的双眼。
胖子的脸又肿了。
本人结合心理学和博弈知识，对上述现象分析研究以后得出以下结论：
互联网和大数据不仅再次拉低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而且严重堆高人与人协作的信用成本，当然也就堆高了国人的生活成本。
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
1.普罗大众的智商平平
首先看到这个结论，别动气，也别不服气，没错，就是这个结论：普罗大众智商基本都很低。
即便你是名校海归毕业，你也多半也是这个结论。
曾国藩曾经说过：
“宁不识字，勿不识人。”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知晓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化博弈知识的能人，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让本将灭亡的大清反而“中兴”，堪称奇迹。
他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模仿者：蒋公和太祖，一个学了点把式，一个颇得其要。两人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博斗了半生；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历史结局———蒋公技不如人，败是必然。
曾公能有此训，当然知晓利害：自诸子百家以来，中华两千年历史，无论是入世求官，还是明哲保身，所有血雨腥风、生灵涂炭，甚至亡国灭种，除了少量天灾，皆归人祸。如不能识人，即便如阮籍、苏轼等人章华耀世，也是分分钟祸从身边起的节奏。
早前我在自己的研究里说过，三国诡术是低端智慧，此等心理操控术的在国人中的盛行以及百试不爽，就是普罗大众智商平平的最好证明。
那些大公司雇佣心理学者对员工进行心理操控的勾当，就更不用提了。
现在很多人把
“搜集信息+制定策略+采取行动”
这种人与人的博弈智慧叫做情商。作为一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人文科学，它其实还叫智商。
国人在这门学科的智商现状：
《三国演义》的广泛流毒，导致诡术和Judge之风盛行，很多人张口闭口“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那不就是饭桶吗），连最基本的人格评价准确度测验都不及格甚至得零分，却以为自己妙计无双，靠着吃出来的话术，到处Judge，到处戳点人生，指点江山：什么“胖子老实啦”，什么“正能量”啦，什么“找个条件差的懂得珍惜”、“太主动对方不会珍惜”啦，什么“低能的员工比较忠诚”、“厉害的人能和所有人搞好关系”......
这些人有职业的————比如看面相、看手相的各种大师；有业余的，为了显自己聪明、吹牛逼的。受众近乎全民，甚至是大名人，他们深信不疑。
结果怎么啦，最后被什么渣男、渣女骗炮了，被什么同事、领导陷害了，被什么大师合影了、”干爹“了、坑钱了不胜枚举。
自己信的，自己选的，最后只能自己吃果子。
2.互联网和大数据运营管理者的急功近利以及素质、智商低下：
普罗大众智商平平，上面已经说过了，即便智商平平甚至智力低下，由于十年热点导致的文脉断裂，人才匮乏，导致了当年第1波互联网创业的很多运营管理者在这门学科方面的无知（包括很多所谓大V）。
这些媒体人受众广泛，两千年折腾两观史，他们也没少参与，继续把自己蹩脚和残缺不全的理念传播给大众。
最近的一波互联网热潮，很多人都已经亲历。
看到心理学研究成果在西方的大放光彩，一些运营者也开始模仿，然而由于其信奉“金钱代表成功”的急功近利，或者说根本就是因为自身智商和素质低下，要么猥琐，要么下作，要么阴毒。即便打出了”正能量“的旗帜，除了几家心理网站，大部分网站和媒体其实把更加恶性的两观和心态传输给了大众。
每1波互联网热潮，都有大量好事者，因为不可靠人的目的，散布大量虚假假信息。
3.更快的人口流动，作弊、作恶者耀武扬威的成本大大降低，这样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有恃无恐，甚至鼓励他们作恶。
中国人的第一次道德整体下滑，在大航海时期的明朝。
原来的社会，是比较原始的农业社会。一旦把人民拴在土地上的皇权坐稳，人口就比较静态，除了靠考科举的士子，基本不怎么流动。
从出生到入土，在一个小村、小镇生活一辈子，是最普通的人生写照。
由于大家平日都看着，一个人在邻里一旦作弊，作恶，就会传遍整个乡镇，这辈子你就很难混了。
作案以后化名跑到外地？————由于没有土地，没有粮食，基本上只能行乞或者当流寇。
所以人际关系很稳定。
什么祖辈的婚姻靠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问题，能凑合过，一生平安。
大航海开启以后，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商品贸易极其发达，简直“一只脚迈进了资本主义”，很多人从被束缚的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随着银子走南闯北。
情况立马发生扭转：由于信息传递仍然不发达————最快的信鸽只有皇家才有，普通人基本靠走，作恶很容易，甚至杀个人，犯个法，如果没被逮着，跑到另一个地方更名改姓，又可以开始。
加上当时印刷业的大力发达，朝廷朋党到处刊发互相诋毁之事，管理阶层的很多不堪和糜烂也都散布了出来，百姓第一次彻底认识了自己的官老爷，更加不规矩了。
这也就是高晓松为什么说《金瓶梅》很真实，而今天的人又最像《金瓶梅》里面的人。
国内的互联网，由于普罗大众智商平平，对大量虚假信息的辨识能力普遍很差，作恶更加容易。
杀个人，躲个几十年，还能成为名演员，要不是受害人亲友眼尖，上著名相亲节目扮演成功人士、装人生导师，那都不是个事。
在某个小三班培个训，作恶多端，屡次离婚设套骗财产，最后一任受害者甚至被逼跳楼，事后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奢照样浪。
不是很安全吗？说好的互联网呢，说好的大数据呢？
我们的出路何在？
人口加速流动，也并不一定就会促进作恶。
诸子百家时期，由于列侯纷争，百家争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流动。
竞演讲学、质子流亡，诸子和贵族在各国间往来奔走，孔子、重耳、异人，没有例外。
据说那时也有飞鸽传书，竹简笨重，除开马匹、烽火，信息传递基本口口相传。
由于诸侯国君谁也拿不着谁，诡术也还没有那么普及，那个时代想要安生立命，除了好出身，学好本事，声望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子。
孟尝君一个门客吃饭时发脾气，怀疑别人的伙食比自己好，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孟尝君给他看自己的伙食，结果跟他一样，最后这个门客自杀————因为他的声望已烂。
造谣生谤也不是不可能，那个年代侠客横行，默认私斗、私刑，如有人散布谣言来捣毁别人的命根子，估计当事人立马会人不远千里来取他狗命。
老说人家欧美发达，欧美在这方面的方法其实也很古老但很完整：人家以科学为基础，开发了类似声望系统的信用体系。
对比现在的职场，很多连人格评价准确度测验都通不过的人，在同事离职以后，利用手中的资源，“打了个电话”，对人家疯狂地诋毁、报复————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状。
我们确实还差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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