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庄，边庄！

边庄，边庄！ 边庄，边庄！ 边庄，边庄！ 边庄，边庄！ 边庄，边庄！ 边庄，边庄！

边庄，厚镇的一行政村，厚镇和三官庙的点界点。可以说边庄虽属于厚镇管辖，但离厚镇还没去三官庙近。刘家桥人同三官庙人连畔种地，一起上会，就连亲戚也彼此在相互的村子里。由于边庄是镇之交界，所以边庄人内心里很纳闷。最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出行方面。

记得小时候，交通不便。我们村人是走着上厚镇和三官庙会;有时去县上，也是骑自行车去，甚至爷爷辈，走着进县城，背着搭肩去西安。当然爷爷辈的出行故事只能沦为传说了，说说我能记起的事情吧。

小时候，村人去县城和西安只有一个办法:早早起来，走到寇岭，搭去西安的寇岭班车。那时候，父亲背着一蛇皮袋，装着家里的被子和瓦刀，去西安城干建筑活。去时的前一天，总是把大水瓮里的水水挑得满满的（上初中时我干起了此项工作）。牛圈里的粪便出完，推上一些新干土。家里安顿好，才放心出去挣钱，过上十来、二十天回来一趟。一般回家不是收秋就是收麦。父辈们来来回回，都是候鸟式的，随农忙时间而定。

父辈们城里挣钱，回村干活养家。我们能见到他们不是在农忙时节，就是在隆冬时节和春节（要么收庄稼，要么干不成活或过年）。父辈们将生活的艰辛扛在外出时的蛇皮袋和工地挥洒的汗水里;爆晒的太阳下，他们推着装有红砖和水泥桨的推车，在工头的吆喝下奋力干活。他们不是在工地的架子上，就是在架子下;不是搬砖就是垒墙，水喝个不停，汗也流个不停。唯一的生活就是在晚上，几个同村的人在一起谝闲传，抽支烟，将疲劳化作寂寞的蓝烟升腾在杂乱的工地上空。

对于80后的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冬天了。父亲在西安工地里干上多半个冬天，实在没活了，他就回到村里。每到个这时候，也就到了我们扳着指头，等过年的时候了。我们幸福地等着父亲买回的吃食，上会时能买碗豆腐脑、葱花饼、麻花和过年时的新衣服……

年跟前的村子是欢乐的、幸福的、忙碌的，也是小孩子们最期盼的。从腊月十几号往后，过年的氛围就越来越浓。村子上空时尔出现杀年猪时猪的挣扎声，大人给娃要猪尿泡和猪尾巴的嚷嚷声。孩子们打闹声，放炮声和链子枪的噼啪声。村子里家家户户房子的上方冒着烟气，不用进去看，不是蒸年馍就是做豆腐。年馍和豆腐脑最先端给家里的长辈。没几天就到了大年三十了。黄昏时分，家里男丁去坟里烧纸（请祖先过年），回来把供桌及贡品摆好，就做晚上的年夜饭。一家人炒菜的炒菜，生火的生火，捏饺子的围在火炕上捏饺子，其乐融融，好不热闹。等饭菜做好后，给供桌上过饭后，一家人才吃年夜饭。吃罢后，我们幸福地领完压岁钱，父母让我们守一会岁，实在撑不下去了，就睡上了。最后在一片鞭炮声中醒来，将自家的炮放完，继续睡。等到第二天，穿上新衣服，拜年、领几毛到一块钱的压岁钱，领完之后就约上村里的小伙伴，满村疯跑地拾每家没有响的鞭炮。

这时候，我们村里的“娱乐中心”——海岐哥家里和三墙后面。村人每一个双手伸进袖筒里，迈着悠闲的步子，嘴里叼根纸烟;呼吸着新年的新鲜空气，沐浴着新年暖阳，好不自在。老年人嘴里噙着旱烟锅和旱烟梆梆，四个老人耍我们也看不懂的麻花花（一种纸牌）;中年人和青年人不分长幼地在一个牌桌上不是大麻将就是打扑克。妇人们不是抱着孩子在东家窜窜，就是在西家转转，拉拉家常，说说理短;主人们一改往日的吝啬，拿出水果糖和瓜子招待来家的邻里。这一天的孩子们可以不用顾及大人们的训斥，可以尽情地玩。不是放炮吓走了鸡，就是惊跑了猫，就连不注意的大人，也被孩子们的炮声吓了一跳，“你们个哈怂娃！”孩子们哈哈哈地边笑边跑……

一到初二，村人们背着装有糖角角的包，引着孩子出门户去。队伍可谓是浩浩荡荡，声势不小的如蚂蚁般，分散在蓝金路上，赶往自家亲戚的村子方向。过年门户出到初十左右也就出得差不多了，过了正月十五村人们像候鸟一样“飞往”西安及各自谋生地。新的一年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循环也开始了……

到了我们80后这一代，有着同父辈不同的想法:留在城市。尽管我们把蛇皮袋子换成了皮行李箱，尽管我们从县城坐公交只能到新房，尽管我们有时可以骑上摩托甚至开上汽车，但我们依然想着哪天可以将父母接到城里，让他们也看看城市的繁华……

理想，理想！你总是很丰满，但边庄村青年的现实很骨感——还得往返在横岭这条路上。在往返中留下了希望、理想、汗水和乡愁……我们是一群进不了城，回不了家的孩子，我们在贫穷和繁华间徘徊，成了城里的一片叶子，一片浮萍！……

有人说岭上人苦，有人说岭上穷。我说，岭上人就像我们村后“滩子坡”（全是撂天石的平坡）上的野枣树。横岭是不毛之地的贫瘠地方，却生长着耐旱“倔强”的野枣树，给贫地一点绿色的希望和欣慰。他们用“倔强”的犁，插在横岭和城市的田地里耕耘着希望，收获着理想。他们就是横岭之上，厚镇和三官庙交界之地，蓝金公路上孤独的村子——边庄村！此文谨以写给世世代代的边庄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