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遥远者的尊重

没有经过研判，我们对事实的判断就可能是不准确的。这是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要么是我们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要么我们能够从一个信任源头获得命题，再进行合理性的有效推理，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相”。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前者比后者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更重要些。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找不到理念，而只是直观，并不断地经验着。

但问题来了。现在我们对那个遥远者能够说什么呢？我们的确知道他的存在，或者，在这篇文章的讨论中，我们假设这个遥远者的存在。他可以叫任意地什么名字，也可以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或者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个任意的什么的东西。这些都无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他存在（这是确信无疑的），并且，我们同样确信无疑地知道他离我们足够遥远，遥远到任何人以及我们能够获取的任何信息源都没有经验地接触过他。问题是，我们能够对这样一个遥远者说些什么呢？

我们本该保持沉默的。是的，这是理性的要求。但实际上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却是：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我们反而会让各种各样的谣言充满我们生存的空间。每个人都有用话语进入这个空间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因为，面对这样一个遥远者，我们所有人都被还原成了无知者。《降临》这部电影和我要表达的观念很相近，但那艘飞船应该没有降临到地球上，而只是发来一条讯息使我们知道它要来了。总之，我们会对这个遥远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而不是保持沉默。这种猜测会多到足以成就一门学科，有些人甚至会因此著作颇丰，于是我们甚至会误以为我们“认识”那个遥远者了。于是我们对未知不再恐惧，我们感到充满信心。

但问题是，假若这个“遥远者”不那么“遥远”呢？假若——现在让我们变更假设——那个遥远者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遥远的，而对少数人来说是熟悉的。那些少数派见过遥远者，并获得了遥远者告诉他们的准确讯息。遥远者祈求他们，善意地祈求他们，让他们把善良的来意带给其他人，因为这个遥远者真正来说并没有恶意，并且不够强大。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假设那些接触到遥远者的人是善良的。他们能够完成遥远者的任务吗？或者说，如果我们问到点子上，他们能否完成这个任务真的取决于他们吗？

我们发现真正的结果是很难预料的。由此甚至引发对遥远者的暴力。人们还是会猜测。因为它们发现那些提供遥远者信息的人只是少数人，并且这少数的信息根本无助于改善人类的认知情况，并且反而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了。人们会在茶余饭后议论遥远者，但那些少数掌握真相的人尽管声嘶力竭地向人们呐喊，人们的理性却通过屏蔽自己来迫使他们保持沉默。那些少数派实际上是向理性呐喊，但理性却说：不，我们不能相信你。证据不足。

这些少数派于是变成了返回洞穴的人。他们将会被怎样对待呢？他们变成了反动分子、谣言的传播者和危害社会的罪犯。人们将会在多数派的支持下审判他们。人们甚至会在审判遥远者之前先审判他们。然后他们会出于恐惧，再去审判遥远者。

但问题是，假若我们不知道遥远者是告诉了少部分人真相，还是大多数人真相该怎么办呢？于是，每个人就变成仅仅知道自己是不是知道真相的了。但有趣的是，除了少部分人保持怀疑之外（他们现在是真正理性的人），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确信。那些见过遥远者的人自然有理由保持确信，但更多的没有见过谣言者的人同样保持了确信。他们想到了某种办法把自己的信念放到自己制造出来的某个论点上去，然后保持确信。这些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阵营，他们是互相敌对的。并且，他们会反对所有人，甚至那些怀疑者，因为进一步加强他们确信的方法就是使别人也对自己的观点保持确信。于是他们有权审判所有的异教徒，而那些异教徒也有权审判他们。于是人们互相审判，遥远者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但我们真正应该对遥远者负有怎样的责任呢？道理本来很简单，我们本来应该原原本本的把遥远者告诉我们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其他人。如果每一个人这样做了，事情就不会变得复杂。但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原封不动地传话，我们的内心仍然是扑朔迷离，就好比站在队尾的人望不到站在队首的人就有权进行的猜测一样。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看来只有保持理性。这也是对遥远者真正的尊重（因为传达原义的意义也在于保持理性）。可当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保持理性呢？我们应该参加哪一派的战争中去呢？事实上，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这件事上是没有表达观点的权利的。因为我们没有获得理性的确信。等会，难道不可能是我们盲目地确信了某一个观点吗？是的，但那却不是理性的确信，而是一种自知的盲目。所以，要保持对那遥远者的尊重，我们就要在这种条件下坚定地选择怀疑派。然而这种怀疑派却不是战争中的怀疑派，而是要做一切论战中的中立国。此外，这种怀疑派还是指向真理的怀疑派，因为我们知道，怀疑不是我们的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证据充足，我们就要走向真理。这样，当那遥远者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做那个第一个向他开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