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通讯设备产业巨头华为以3442件的专利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成为2014申请国际专利冠军。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年间，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累计达1880亿元，约合220亿美金，仅2014年在研发上的投入达405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4.2%。在华为的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及科研成果。
事实上，中国早已在众多领域实现超越和领先，而且正在大阔步前进。在可控核聚变，石墨烯应用，量子通信，超级电池，智能机器人，生物生命科学，基因工程等众多尖端领域，中国成为赶超者或领导者，一种以稳定的政治体制，庞大的国民储蓄，再加上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很有希望在未来20-30年后在主要的科技领域超越美国，成为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正如那就老话：“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中国工业革命的步伐在静悄悄的黎明中急速行军，如果人们只从中国当前农村人口比例，落后的金融体制，或是幼稚的以西方制度经济学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看中国，那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中国发生误判。
为何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俗话说亏本的生意没人干，杀头的买卖有人做，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3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以及政府，正不惜血本的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自主研发中，究其原因并不是这些公司乃至政府愿意自掏腰包，投入真金白银去追求“人类进步”等高尚情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利润，因为投入研发，掌握科技优势能让公司在市场中挣得很多钱，赢得足够高的利润，因为看到了巨大回报，公司才会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将巨量金钱投入到研发中。而大量的研发投入必然会引爆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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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再证明，所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不是从纯科学或一小撮天才那里得来，而是来自广泛的工业实践和商业驱动。瓦特和企业主罗巴克合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改良钮门蒸汽机是为了满足英国工厂化生产的需要，以便从中赚取巨额利润；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是为了提高纺织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帮助企业更好更快的攫取市场份额。从当年爱迪生的众多发明到今天无数的工业技术进步，都是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孜孜不倦的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正如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nenetch Arrow所说，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发明过程中，“日常中的接触才是最好的学习”。也就是说，很多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突破并非是从高校象牙塔里无中生有，而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断的思考摸索，在持续的实践和积累中找到的解决方案。
社会经济实现巨大发展并非直接来自科学研究上的突破。英国启动的工业革命，使其在生产技术在多个层次上发生了重大突破，例如实现劳动分工，采用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大机械进行规模化生产，炼铁技术的跃迁，以及大工厂组织体系等，这一系列突破性的经济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创新，并不是自上而下的，由科学理论的革命或科学理论的应用引发的。英国出现的生产力大跃进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无关，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根本没有应用到蒸汽机的发明中。工业革命的暴发是自底向上的，关于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以及生产要素在时空上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实践知识由量变引发质变的大爆炸。
工业生产技术的突破和发现，以及制造业知识的积累，只能基于制造业活动本身的实践所驱动。只要一个国家踏上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变成世界工厂大机器中一个不停自我运转的局部零件，那么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创新本质上是不断的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办法的过程，在一个市场成熟，需求力旺盛的国家，如何“多快好省”的满足各种需求就是创新。在利润和攫取市场份额的驱动下，生产者始终干劲十足的摸索研究满足需求的门道和方法，于是知识技术和创新就在反复的实践和具体的工业建设中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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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知识，尤其是工艺和技术，根本无法在头脑里无中生有，并在纸面上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来。原因在于支配许多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属于“因果律”，因果律不能用形式逻辑从一堆先验的公理体系中演绎出来，而只能从实践中学习。因此”干中学“早已被人类技术发展史证明是文明发展最重要，最直接的推动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奴隶和主子的辩证关系中就提到，真正的知识和创造的源泉属于实践者而不是领主们。《老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可用于人们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有意无意摸索到的自然规律或创造法则，“非常道”对应于科学理论上的逻辑推理，后者必须基于前者，前者是后者的基本材料，科学家通过反复观察实际实践中引发的现象，通过数学或公理化的方式，抽象出引发现象的内在本质逻辑，当人们在理性上掌握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后，再反过来运用到具体的实践生产中去取得更好的生产效果。
在巨大的中国市场需求推动下，中国科技发展必将实现新突破。曾几何时，13亿中国人本质上是苦哈哈的为美国打工的蓝领工人，我们一度得耗费巨大的血汗编织10亿件衬衫才可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在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培育后，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使得市场对各类高附加值的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大量聪明的脑袋前仆后继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市场需求，而采用新技术，研发高科技无疑是满足需求的最佳手段。同时中国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通过制造，打磨，组装，运输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的从大量实践中获取新知识。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铁，中国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根本不会遇到的技术难题，而且雄心勃勃的中国人不甘人后，为了与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就必须时时刻刻去突破各个领域的工程实践难题。
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半导体，精密仪器，材料科学，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超远距离高压输电，空间科学与太空军事技术等诸多领域迎头赶上甚至走在技术最前沿。中国的专利制度创建于1985年，而我国的专利申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寥若星辰，但在1990年末，我国基本完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后，专利申请开始飙升，在1999年到2009年间，每年专利申请以30%的速度增长。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看起来确实低档次，与美国哈佛MIT那些高大上的实验室确实难以比拟，但正是靠着一条条”泥腿子“在艰辛的生产实践中，解决突破各种难题，我们在科学积累上便实现了日积硅步，乃至千里的跃迁。中国目前确实没有那些闪耀着光芒的尖端高校，但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中心，这才是最好的大学，我们得以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进行实践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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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是创新前的思考，一旦学会了制造和模仿，创新大门便慢慢打开。中国原来山寨得最疯狂的领域是手机，但恰恰在手机生产领域，中国有独特的创新，例如双卡双待，如今没人再责备中国在手机上的山寨，因为华为小米OPPO等厂商早已实现独立设计和开发。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窃取其核心技术，殊不知美国当年熟练的学习，仿造，吸收英国的先进技术时，剽窃之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美国一直怂恿英国人把技术偷带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就规定，只要你能造出英国的棉纺设备你就能获得一大笔钱，不管你的技术技术是如何获取，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偷渡也好，流亡也罢，都无所谓，我只认手艺。
英国严防死守终究百密一疏。18世纪初，英国就制定禁止技术工人移民的法律，在边境设立各种关卡，只要发现谁带了设计图或者纺织工具，一律没收逮捕。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名鼎鼎的美国工业革命之父塞缪尔.斯莱特就是这时前往美国的，他乔装成农夫，混过海关，到了美国后没用几年就造出和英国一模一样的纺织流水线，自己也成了纺织大王。
中国让美国害怕的不是”剽窃“技术的能力，而是吸收消化技术的能力。你把美国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免费送给非洲穷国，例如埃塞尔比亚，它们拿到这个技术能有一点用吗，中国没有哈佛MIT等一流学府来训练一流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及短的时间内理解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为什么？应为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学院“，无数的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训练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工程师和潜在创新者。在19世纪初，美国并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也没有牛顿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天才发明家，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发明全靠自己的天赋，还有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工业巨头，为什么？因为条件成熟了，他们自然孕育而生。对美国崛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言，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而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这样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对中国而言，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里所说的，是一个”需要巨人并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让你我满怀信心，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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