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史实堆砌。何为艺术？艺术就是描述事情的文艺的、自由的载体。文化的天空中繁星璀璨，最亮的那颗星，往往是宏大的历史和自由的艺术结合的产物：《荷马史诗》算一个，《史记》算一个。
荷马呢，是个吟游诗人。吟游诗人讲故事，有音乐、有文采，听起来就像唱歌。《荷马史诗》中，一个动人、一个真实，足以把古希腊波澜壮阔的战斗历史叙述的明明白白。
说它动人，一是比喻的运用。荷马喜欢用间接的比喻，不暗示、不卖弄，简洁直白的比喻，更为人理解也更让人感动。用苍蝇飞鸣比喻大军行进，战争是不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对战争的厌恶堪比对耳边苍蝇的讨厌；用羊群散退比喻军队败退，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战斗力和士气都大遭打击，此时呼号，可能比绵羊叫嚷的感觉威武不到哪里去；以狮子比作英雄，英雄的光辉高大形象也就油然而生。恰当反应人物形象的比喻，也塑造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物。
还有一个就是真实，真实地让听者觉得，这不是史诗，而是生活风貌。每次描写战后，都要描写大吃大喝的场景。不吃饱了哪有力气打仗！还有人物的性格，各个英雄，你觉得他不是英雄，就是身边的人。最重要的，这更像是历史书：史诗中的战斗武器、国家地段，总能在考古中被探测出来。真实的像生活，真实的就是生活，把史诗讲成生活，听着着实有点可怕。
木心先生说，世界各大族、各大洲，历史都很丰富悲壮，然而如荷马这般伟大的诗才太少，故而中国没有史诗。这句话我有点不赞同。论中国史诗，《史记》称得上是波澜壮阔，艺术感十足的了。鲁迅先生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担的上史诗的封号。最著名的，莫过于项羽本纪：先是用平和的语言介绍了项羽的身世背景，后面的鸿门宴、霸王别姬、四面楚歌之状，惊心动魄中却将历史的原貌还原下来。“虞兮虞兮奈若何”悲哉！“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坦荡！
平淡的作品各有各的缺陷，壮阔的作品则大体相似。由此可窥见一二：没那么华丽但恰到好处的辞藻，用此来反映历史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历史千秋，皆有后人评价。后人对前人的历史众说纷纭，前人做的，更多是复盘、展开这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不局限在某种哲学理论且不要夹带私货，否则这样的历史叙述是有失偏颇的，显得小家子气，格局和胸怀也不大。
历史不是说一是一，说二就是二的。历史事实不能当作真理，不能简单的归于恒定的模板。硬币有正反两面，感知历史人物不宜以个人喜恶主观代入，创作文艺作品也不宜按创作内容套用模板。如果历史、艺术都按找所谓的普遍性进行分析的话，呈现给我们研究和理解的东西也就没那么有价值了。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让政治触及历史和文化：政治家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喜欢把历史和艺术装进唯物主义的套子里，以其所设定的游戏规则研究历史和文艺的普遍性，进而得出规律性的判断。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历史要具有具体性、个别性也就体现在此：艺术是自由的，但艺术形式是肉眼可见的。历史是固定的，可也遵循着一定的流动性，因为有些事实是不能用具体性解释的：斯大林下台后，赫鲁晓夫该整治个人崇拜，这是普遍性结论。可赫鲁晓夫却夹带私货，将个人崇拜大行其道，这是个别性。
苏联曾经还提出过“典型环境之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之典型性格”这种说法。为了政治宣传的作用，需要给历史和艺术扣上特定的帽子。政治老百姓爱谈，艺术家却惟恐碰之：艺术的魅力，在于自由。程式化的创作也就失去了艺术自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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