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从一开始，皇帝看宰相就是不顺眼的。历史上的第一对皇帝和宰相是始皇帝和李斯，《史记》记载“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意思是说“秦始皇去梁山宫游玩，从山上看到山下丞相前呼后拥仆从车马众多，脸色不悦”，为什么皇帝会不悦？原因只有一个 – 宰相的权力太大。
皇帝的名号始自始皇帝，毋庸赘述。而丞相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从文字原意讲，“丞”是副貳之意，“相”，也是副的意思，合起来，丞相就是一个副官，那么是谁的副官呢？毫无疑问，是皇帝的副官。
秦汉之际，中央政府里的最高长官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即副丞相。汉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以升任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所以，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丞相。为什么又叫“宰相”呢？还要追溯到西周时期，《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译就是“国家的最为重大的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可见，对封建时代的贵族家庭来说，祭祀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祭祀时最重要就是宰杀牲牛，“宰”是当时天子、诸侯及一切贵族公卿的管家。在内管家称宰，出外作副官称相，宰与相，其实是封建时代贵族的私属。
秦汉一统，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小小的贵族家庭倒下了，天下贵族只剩下嬴氏一家，而且这个家扩大了，变成了国。宰相作为贵族的副手，名正言顺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汉代的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皇帝的秘书即尚书。而宰相的秘书处共有十三个部门，即十三曹，职权涉及官员任免升降、农业、交通、章奏、法律、兵役、货币盐铁等等，可见当时全国政务都要汇总到宰相府。此时的宰相再无暇顾及皇帝的家务，于是在御史大夫下，设置一个御史中丞。皇帝的家务，照例归御史中丞，御史中丞隶属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隶属宰相，宰相权力之大可见一般。
但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类似于英国《大宪章》之类的宪法，来明确规定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力的界限。因此，当汉武帝即位时，权力的天平朝着皇帝倾斜了。孝武皇帝雄才大略，侵夺宰相职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接受指令.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权力就大了。武帝临死时，昭帝年幼，武帝下诏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宰相成了外朝名义上的首长，内廷权重，外朝权轻，宰相们在汉武帝的高压下彻底败下阵来。
尚书初设时只是六百石的低级官员，一开始由宦官担任，只有四人。武帝架空外朝宰相职权，内廷开始权重，成帝时，改用士人，毕竟如今的尚书代理以前宰相的职权，再用宦官就不合适了。东汉之后，尚书令（秘书长）成为对皇帝负责，总览一切政务的首脑，俨然是换了个新名头的宰相，而曾经位高权重的“三公”，早已成了位高无权的名誉职位。
但是，尚书台的长官们，高兴的太早了。曹魏称帝后，鉴于尚书台权位太重，正式成立中书省，原先由尚书担任的诏令起草，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中书令品秩虽低于尚书令，但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权力渐大。看着是不是很眼熟？没错，设立品秩低的官员掌管机要，来制衡宰相职权，是皇帝们惯用的招数，屡试不爽。
还有一个门下省晚于中书省和尚书省进入历史舞台。门下省始自西晋，长官名为侍中，但侍中的出现要早得多，秦汉就有，原为皇帝左右侍从，可以出入宫禁，掌管皇帝用具，甚至包括便器、唾壶之类。皇帝就像一个辐射源，离皇帝越近，重要性越高。门下省的成立也与中书尚书的权重有关。东晋之后，皇帝诏书一定要先通过门下省，从而形成了门下省的封驳权（即审核权）。
唐代，“三省六部制”正式确立，三省即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这些曾经的私人“秘书”们登上了前台，成为政府正式首脑。中书省主发令，门下省主审核，尚书省主执行。一道命令，先由中书拟定，送呈皇帝盖印，再交给门下省审核，最后由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如果反对此项命令，即将原诏书送还中书省重拟，即“封驳”。可见，皇帝盖了印也不一定管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这就是“政事堂”。两省长官及副官皆得出席，而尚书省长官，只有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才可以列席政事堂会议。所以唐人眼中，中书与门下才是真宰相。皇帝诏命，须得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政事堂会议讨论达成共识），才能正式颁布尚书省执行。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武则天改中书为凤阁、改门下为鸾台），意思是“不经政事堂讨论通过加印，怎么能称得上是诏命呢？”此时的帝国宰相们，似乎又回到了汉初他们同行的巅峰！
醒醒吧！宰相们，皇帝难道会束手待毙，眼睁睁将权力拱手相让么？自然是不！实际上上面那句话是刘袆之批评武则天的话，因此遭了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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