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几道:梦魂惯得无拘检（上）

晏几道:梦魂惯得无拘检（上）

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说起晏几道，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就把他和他的老爹晏殊来做比较。每一回都不免无限感慨。

虽是父子，但两个人人生境遇却截然不同。

一个是当朝宰辅，深得两朝皇帝的倚重，优雅从容地过了一生；另一个却半生坎坷，仕途乖蹇，一直沉沦下僚，竟凄凉终老。

我们不禁会疑惑，不会吧？论道理，晏几道以官二代的位置，即使不能飞黄腾达，富贵优游的过一生也应该不是问题，何以会落魄到那种程度呢？

性格即命运，父子二人命运的不同，其实还是性格的不同。

晏殊虽天性圆融，却大事有度，可说是柔中有刚，这样的性格让他既得皇帝的倚重，又深得同僚的爱戴。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如此， 他却从不骄矜，反而更加谨言慎行。《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每访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已答奏，辄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

真宗皇帝每每以国家大事征求晏殊的意见，都会用方寸小纸细细书写，而晏殊回奏皇帝时，除了自己的奏折，连同皇帝询问意见的方寸小纸也会一同封好上呈。这样的谨慎周密，皇帝当然格外看重。

由此可以推知，他在其他事情上的态度，以这样的沉稳持重，再加上他天性淡泊，平易近人，又喜欢引荐贤士，如欧阳修所说“得一善，称之如已出”，自然朝望官声日隆。而且作为仁宗皇帝的东宫旧人，比其他朝臣原本就要亲厚，这样的他没有理由不成为皇帝的股肱之臣。

而晏几道呢？

却胸无城府，一派天真，说话做事直言直行，从不避忌，和他的父亲大相径庭。

作为晏殊的小儿子，他出生时正是晏殊位高权重的时候，生在这样的一等富贵人家，被家人珍之宝之，外人迎之捧之，是自然而然的事。锦衣玉食，珠围翠绕，急管繁弦，笙歌燕舞，是他这翩翩佳公子的日常。后来在他的的词里他曾多次描写这样的暮宴朝欢: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北宋的士大夫阶层，有条件的人家大多家有歌伎。宴饮欢聚，作词谱曲，然后交由这些青春妙龄的女子婉转清歌，是当时的风尚。而晏殊更是这样雅聚的倡导者，晏几道自然不可避免也浸染了这样的风气。

在这几句词里他极笔写尽昔日的繁华场景:

笑靥春生的少女，皓腕如雪，捧起玉杯殷勤劝酒，自己少年意气拼醉豪饮，不由脸映红云。起舞弄清影，直到明月斜坠压低楼边杨柳；纤歌曼唱，直到累得桃花扇舞不起一丝春风。

醉在这样的生活里，他真的像宝钗称呼宝玉的那样，是一个富贵闲人，而在仕进上，他也如宝玉那样鄙薄功名，无意仕进。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身莫负。”他在词里这样说。

什么名，什么利，在他的世界里，那都是一个“虚”字。古来多少人都被这些虚的东西误了一生，而他宁可弃了这些虚的名，也绝不辜负自己，他要真实的过自己的一生。

这样把仕途经济看作虚名，在世人的眼里他自然也同宝玉一样，是“行为偏僻乖张”，“于国于家无望”的纨绔，在晏殊生前，人们还会顾忌到晏殊，不会说晏几道“不肖”，但晏殊身后，有关他的“无德”，人们就说得毫不避讳。

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了晏几道这样的故事: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

晏几道在颍昌府做官的时候，曾经将自己写的词呈给顶头上司韩维，韩维当日也曾受临淄公晏殊的知遇。天真的晏几道认为，作为曾是自己家里常客的韩维，还是原来那个满面春风的韩维。想不到韩维虽自称“门下老吏”，话却说得毫不留情，直说他才干有余，德行不够，希望公子哥儿的他能放弃这样的歪才，多去修行自己的品德。

本来父亲过世，年少轻狂的他开始有所收敛，有了家族的责任感，也想着能一振家风，重拾晏氏的辉煌。他曾经天真地自信，觉得自己弃之如敝履的功名是可以召之即来的。

清颍尊前酒满衣。十年风月旧相知。凭谁细话当时事，肠断山长水远诗。

金凤阙，玉龙墀。看君来换锦袍时。姮娥已有殷勤约，留著蟾宫第一枝。

在一首《鹧鸪天》中他这样写道，信心满满的他觉得像父亲一样在政坛上大显身手并不是什么难事。在这之前，他也曾向当朝的皇帝献词，也已经得到了皇帝的称赞。本来他以为宏图得展只在旦夕，韩维的这一盆冷水兜头浇下，瞬间就浇灭了他所有有关仕途的梦想。

词写得再好，终不能济天下，这不过是盛世华章的点缀罢了，它可以用来怡情，却并不堪大用。不通世故的他并不懂得人们对他的这种看法，在人们的眼里他不过是父亲晏殊大树下的一颗小草，绝非什么栋梁，甚至连颗苗都不是。

晏殊过世，天子仁宗亲来祭奠，并且辍朝两日，即便如此犹觉得憾恨，后悔晏殊生病自己不能亲来探视，能得此殊荣的天下有几？晏家的风光到此已是顶峰。晏几道并不知道这样的繁华只是天上的烟花，灿烂明亮只是一时，刹那间，自己就只能对着这一地的碎纸屑发呆了。直到韩维的冷言冷语，满心的鄙弃才让他彻底醒悟光华灿烂已成过去。过去有多么繁华，现在就有多么凄凉。

这样的奇耻大辱，让他像“从小康之家坠到困顿”的鲁迅先生一样，彻底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人情世态，炎凉如此，从此他变得越发地清高孤傲，耿介疏狂，再也没有对权贵有一丝的俯就。他冷眼对世人的冷眼，鄙弃世人的鄙弃，不肯对这些虚名再看一眼。

陆有仁在《砚北杂志》中云：

“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

元祐年间，晏叔原因为在写词上的成就，让苏轼倾慕不已，苏轼想着通过黄庭坚——两个人共同的朋友来结识晏几道，但倔强清冷的他竟连好朋友的面子也不给，他淡淡地拒绝道:“现在政事堂堂中有一半都是我晏家从前的旧客，我连见见他们都没有时间呢！”潜台词是，我又何必见你呢？

要知道元祐年间的苏轼，正是官场最得意的人，可说是朝廷新贵，而且又是名动天下的文坛领袖。与官与文，想要结识大苏的人都大有人在，他却对苏轼不屑一顾。其孤高自负，可见一斑。

黄庭坚后来在为晏几道的《小山词》作序时，不胜感慨地写出了好友陆沉下位的原因:

（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称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

磊落高峻，才智非凡的他，与人交往，言行却无所顾忌。诗词文章，能自成一体。平时爱臧否人物，又全没有世俗的轻重之念。因而那些王公大臣虽然喜爱欣赏他的才华，却也只是小心谨慎地观望，对他是敬而远之。自然晏几道也就一直沉沦下僚，不曾被谁重视。

是啊，谁愿意和这样天真无忌的人来往呢？这样的人，在官场当中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离得太近，不一定哪天爆炸就会伤及自己。尤其是小晏所处的时代，党争已经愈演愈烈。言行不避讳，随时都可以成为别人的靶子，人们即便再爱重他的才华，也怕因为他而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

熙宁六年六月，反对新法的郑侠画《流民图》，并撰写奏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一时在朝野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后被治罪，贬谪英州。晏几道因为与郑侠有交往，又被人在郑侠的住所搜出他给郑侠的诗——《赠郑介夫》，因而被以讥讽新法的罪名被捕入狱。神宗皇帝读了这首诗后，称赞晏几道的诗才，又感念过世的晏殊，最终将晏几道无罪释放。

他这段为人所累入狱的经历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远离这个骨子里永远天真的人。

他的陆沉下位，归根到底还是那一句:

性格即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