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

图/文：随影和韵

宿命

图/文：随影和韵

对了，就是这里！

一间黄土墙青瓦顶的山寮；

一座跨过清澈溪流的小桥，连着

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小道。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没有多少人知道，

更没有多少人来过。

没有多少人从这里走出，

更没有多少人再回来过。

十八岁那年，我就变得世故了。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我，居然接受了一个当时觉得很阴暗的词——宿命。那是一九七九年暮春的一天，我从《战士报》上看到了建国在南方战场上牺牲的消息后。

我和建国虽然在同一个小县城长大，也偶尔听过建国的名字，但真正认识他是在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建国年长我两岁，比我早两年高中毕业，所以比我早两年下乡到了林场。我到林场时，十八岁的建国已经当上工区副队长。对建国的进一步了解，缘于一张草席。我到林场没多久，一批老知青调到别的工区，其中一位的草席烂了，林场远离市镇，购物不便，建国就把自己的草席给他，自己躺了半个月木板床。记不得为什么我知道了这个事，然后就带着我的草席搬到建国的宿舍和他睡一个床了，一直睡到他离开林场的前一晚。

从下乡开始算起，我和建国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四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有点短暂；而对于建国而言珍贵无比。不对，是对我而言，和建国在一起的四个月时间珍贵无比！

记得那段时间，林场有个外来的木匠，跟我们混熟了，聊起了算命的话题，称自己早年跟师傅学过算命。那个年代大家都忌讳谈这个话题，这个被认为唯心主义的话题。木匠说建国是个好面相的男人：浓眉大眼，太阳饱满，双颧隆厚,下巴圆厚，鼻梁高鼻头大……必定身体健康长寿，事业成功，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等等。其实不用算命，我们都觉得他是个大器阳光前途无量的男孩。诸如听话、上进、和善、勤奋、勇敢等好词堆在他身上没有人会反对。所以下乡两年间各级各种评先表彰少不了他，成了我们男男女女知青的榜样，用今天时兴的话说是“偶像”。

当时知青下乡提倡的是“扎根农村”，就是老老实实在农村乡下呆一辈子的意思，我们下乡的地方因为是林场，所以叫“扎根林场”。虽然面上这样提，但还是有出路的。当时政策上规定：表现好的知青可以推荐去上学、当工人和参军，附带的条件是下乡满两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后，建国那批下乡知青满了两年。上级知青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简称）首先下发了推荐上学的通知，就是“工农兵上大学”那种。记得那年场里分了两个名额：中专、大学各一人。那间大学当时和现在来看都是省里最好的学校之一。那时林场还讲一点民主，真的是召集全体知青一人一票推荐。建国毫无悬念地被全体知青推荐作为那所名牌大学的人选。尽管建国是一位谦逊低调的人，那天晚上他回到宿舍，喜悦之情还是难以掩饰。他反复跟我说，你也是个爱读书的人，好好表现，过两年争取推荐上大学。看得出来，他很向往书声朗朗的学校，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他的美好心情第二天就破灭了。场领导考虑他的优秀表现，准备培养他为场革委会干部，正在向上申报。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其他文章或内幕，倘若真的想培养他成为场革委会的干部，那也是一厢情愿的事。全国几千万下乡知青心里想的都差不多一样：早日离开乡下！但是，那个“一切服从革命安排”的时代，反抗是无济于事。

没过多久，上级知青办又来通知，推荐一些表现好的知青去工厂当工人。这又是一次离开乡下的机会。还是报名、推荐、领导决定这一串程序。这一次，招工的人数很多，但建国还是因为“准备培养的对象”，再次被留在林场。眼看着一大批知青离开，建国按奈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流泪，这里当然有知青间惜别之意。但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泣着血，悲泣着命运的无情。

中秋以后，岭南的大部分地方依然炎热如夏；而林场因为海拔高，秋凉就明显了。风寒水冷，黄叶飘零，悲秋之情令人油然而生。那段日子，建国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下班后很少像从前那样串门聊天了。他不知从哪儿搞来几瓶墨水，搜来一堆旧报纸，关上房门练起毛笔字来了。

秋去冬来，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建国知道这是离开林场的最后机会，明知道自己是独生子，父母不会同意，还是第一个在大红榜上签了名，坚决要求当兵。但第一批组织去体检的近20个人的名单上竟然没有他，还是因为“准备培养的对象”。后来因为送去体检的知青中身体不合格的原因，差一个名额才能完成当年的征兵任务，无奈中场领导同意建国去参加体检。

几天后，通知下来：建国身体合格，应征入伍。

摘录几年前的读书笔记，作为本文的结尾罢了：

徐志摩八十九年前如诗如画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有一段对康桥（今译剑桥）学习生活的感受：“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的愉快的！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
五年后的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未满35岁。
我不是宿命论者，而我不能不为作者悲叹：天公为什么不给他完整的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