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写下你的名字是在两天前，笔尖落在冒号的两点后，我想这或许是多余的。有什么话在那三年独处的时光里没有说尽，有什么话不能在你深夜入梦时亲口说出呢？
但是，唐，我今天要说的事实在太过隆重。在我们共处的三年里它反复被提起，正如在黑夜的海上迷途的船员，指路的灯塔何时亮起并不确定。
在你走后的十年里，人们从未停止对它的讨论。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恒河平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所有和你和我一样的人都在为了把彩虹旗插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努力。
有多少和你一样的青年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他们一次次蓄力助跑却总是眼睁睁看着山顶败下阵来，好在他们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山顶。
今天，在你的故乡台湾，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2017年5月24号，民国106年，台湾通过了同性婚姻法。
手机屏幕上突然弹出来的这个消息毫无征兆，好似平地一声雷——十年里，我一直遵守对你的承诺，尽力远离同志圈。
在租住的十平米阁楼间，发霉的地板，过期的药物，桌上摊着的几十张缴费清单…你不动声色地展示自己的窘迫。你提醒我这是前车之鉴，拖着染病的残躯，你几乎是声声泣血地忏悔过去三十年所犯下的“错”。
可是，唐，你何错之有?
那年春天，我们租住在横滨的一套小型公寓里，手机电脑一应通讯设备都被舍弃。我有微薄稿酬，足以维持基本生计。公寓不大却十分宽敞——厨房那张餐桌是屋里唯一的摆设，连张床都没有。不过能找到一套公寓藏身已经是幸运了，哪里都是我们的床，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在一起三年，信守忠诚，相互体贴，俨然一对“真夫妻”，可是我仍然不敢设想未来。此刻的两情缱绻，温柔蕴藉是基于爱情还是情欲呢？比起异性恋人，我们要面对的威胁更多。不过讨论这样形而上的话题似乎多此一举，能快活一天就算一天吧。
横滨湿冷，公寓四季都有灭不完的蚊虫。有一种果蝇的幼虫，繁殖力顽强，一睁眼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虫卵。可是只要推开窗，太阳一照射，它们便溶解了。我们啊，比果蝇更不堪一击，太阳尚未抬头便自行遁走消散了。
可是唐，你比我勇敢多了，当你的同道中人、露水情人甚至我纷纷躲进茂密森林逃避黑暗骑士降临，你却奋力厮杀领导了一场又一场同志运动。深夜醉酒，你拉着我的衣领问:为什么只是一场普通的爱情我们却要走得如此艰难?
当时无话，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了。
两天前，我订了最早一班航班到台北。这是我第一次到台北，却熟悉地仿佛故地重游，这多半是因为你的缘故。
在长达三年的星空夜谈中，我们独独漏掉台北。我不知道你在哪家医院出生，在哪家店里吃过卤肉饭，在哪条街道摔过跟头……于是搭捷运到西门町、敦化南路、中正博物馆…
你走过的路我都走过一遍就好像我也参与了你的一部分过去。
晚上回到酒店，我又开始看《东宫西宫》。在横滨的那几年，我反复地读这个故事，并且笃定我们的结局不会比他们好多少。
故事的开头，阿兰寄给小史自己的新书，在一片静悄悄的众目睽睽之下，小史急匆匆地搜索这本书，急迫地注视扉页上的题字。围观群众看到一对男同性恋人如何通过一本毫无生气的书传递爱意已经觉得满足了。
可是小史的妻子还觉得不够，她拿过书，迅速地搜索，一眼便看到扉页上的字:献给我的爱人。
回到当初的分别，小史和阿兰经历了人生最发窘的场面——他们的妻子“不约而同”出现在临行的车站。这场原本隐蔽的送别实质是在两个女人的押解下进行的。
回到警察局，小史被告知以后不用他值夜班了——“听说想派你去劳改农场，让你管男队，你老婆不答应，可也不能让你去管女队啊。”
王小波直白地解释:从这些话里，我们知道了同性恋者为什么不堪信任，既不能把他们当男人来用又不能把他们当女人来用。
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难——我们未曾出柜，我们一直在柜子里。
你勇敢炽烈，毫不避讳同志身份，甚至因它丢掉饭碗和父母反目。你怪我不够坦荡只有在横滨才敢光明正大和你同居，你说我是躲在黑暗阴冷角落的夜爬虫，只捡着阴影处走。是，可我何曾不想在阳光下行走，几人能有你的胆量?
后来，被查出艾滋，你似乎不以为意积极领药治疗。不久，你被友好地“请”出医院，回到阁楼间，生命像沙漏一点点流走。最后几天里，你仍昂扬:我是能战胜这艾滋的，只是我怎么都走不出这杀人啮血的古墓。
回忆里的这些碎片似电影一幕幕回放，仿佛我只是局外人。十年里，北极冰一点点消失，马尔代夫逐渐下沉，我们依旧没能走出这柜子。
人们好像越来越能包容多元化，他们说“我不歧视不反对同性恋，但是……”，如果真能不反对不歧视不猎奇，又何必多说一句“但是”，哪里需要转折?
当他们在说“但是”时其实已经在反对了。
今天，我们只是打破了有形的柜子，打破那无形的柜子需要更久的时间。我仍虔诚，满怀希望地相信这一天定会到来。
现在，让我们为这有形柜子的残骸送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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