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天赋极差，又成就极大的人。不仅积极用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被誉为大清“中兴第一名臣”，而且还立志做圣人，能在晚清纷纭的局势种全身而退，非大智大勇所不能为。这一切的功与名，生前和身后的光环，多少要得益于他写日记的习惯，他在笔墨里静思、取智，缓慢攀爬与完善，使他不至于失意时颓唐无底，得意时张狂自负。笔墨缚住了他的心猿，也辅助了他的功名。
我们知道，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遂，6次秀才未中，第七次参加科举才勉强中了秀才。然而，自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检讨开始，至道光二十九年升为礼部右侍郎，期间“十年七迁，连越十级”，这种进阶速度连他自己都意外不已。是什么原因让他能迅速步入京城高官的行列呢？原因也在于他立志做圣人之后，以坚持写日记来实现自己超强的自我管理。
弗洛伊德说人按快乐原则行事，是对欲望和冲动的满足，不会理会道德等外在的约束，但人要超越自我，逼近人格结构中理想的部分，就必须要遵循“道德原则”。然而，一个人在人格和事功上的某种抵达，并不在于一蹴而就，更不是天纵英才瞬间梦成，重要的是人要知道时时自省，自查其咎，并将人性之弱点带来的人格损坏降到最低。翻看曾国藩的日记，我们常常看到的不是他的得意和成功，更多的是他的自我解剖、内心反复甚至煎熬。像“与杨朴庵论《四书》文有诞言。”“饭周华甫处，言不由中。” “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应酬言太多”“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这样真实的自我镜像随处可见，喜说假话、卖乖的话、好名、有骄气，凡夫俗子会犯的错曾国藩都会犯，但唯一不同的是，他会坚持写日记，用日记来鉴自己的俗与病，又用读书来正自己的心，养自己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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