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不好读，很多人不喜欢，因为有不少的思辨和议论。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理解”总是很局部的。我们习惯于理解容易的部分，脑子不会有负担，心里也不会有。
为什么这么说？书中人物塔鲁组建志愿者防疫队时说过一番话。
“嘿，塔鲁，”他说，“是什么促使您操持这些事的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什么样的道德观？”
“理解。”
读到这里就被这个词惊心！什么是“理解”啊？我们天天都在谈阅读理解，但似乎永远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与文本或者生活本身保持着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之外是最容易又指点江山又激扬文字的。
然而，那都不是塔鲁所说的“理解”，加缪也没有解释，他只是呈现，当他把鼠疫之下的众生态一点一点地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理解”变成了不安、残酷、怀疑、信仰、慌乱、麻木等等行为和思想汇合而成的丰富。
鼠疫之下，“数数死人，数数活人，事情就了结了。”（p152）所以，不切身的人有时候谈不上理解“灾难之中”，包括那座灾难之城里一些人。直到一个细节的出现，书中人、局外人才真正有了一些触目惊心。预审法官奥东先生的儿子感染鼠疫之后迅速被送到医院，“他提前被病魔制服了。”于是里厄大夫不得不给他注射还在试验阶段的血清，然而并没有什么效果，一群医生、医护以及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一起目睹了孩子的抽搐、扭曲、痉挛、寒战和因痛苦流下大滴大滴眼泪的全过程，尤其是当孩子“一声拖长的呼喊几乎立即从他嘴里爆发出来”，“与此同时，其他病人的呻吟声也越来越大。于是，在病房里迸发出潮水般的哭泣声，声音盖过了帕纳鲁的祷告声。”，这时我们才看到疫情之下的无情惨状，死神降临，上帝缺场，所有好意、善良、真理都束手无策，若非亲历，书中人和书外人都只是无关痛痒的一声长叹罢了。
里厄评价帕纳鲁时说过一句话：“他较少看见人的死亡，所以总是代表真理说话。”（p160）当他目睹之后，便有了动摇。
灾难是人间镜像，2020年前后的新冠疫情我们能看到许多和《鼠疫》有关信息的一一对应，但仅仅去找这些对应的阅读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极容易忽视真正的“理解”以及在理解真实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和品性养成。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仅有疫情扩张的洪流，还有语言喧嚣的洪流，这些语言高度概念化，叙述者的面孔冷漠而抽象，情感空洞而模糊，却总是以缺乏真实细节的“真理”席卷人们的头脑，但很快我们便发现人们进入了语言审美的疲劳期，剩下的只是期待疫情赶紧结束，等着“忘却的救主”赶快降临。
我们还是要谈谈“理解”，要越过“自然，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p237）的必然规律，去看真实的人间，因为真的乐观是对人本身的信心；我们轮番歌颂的伟大，我们一再强调的崇高，我们也要理解这些伟大、崇高背后的犹豫、彷徨、恐惧、害怕甚至集体的裹挟，其实看清了这些并不会消解了伟大和崇高，反而会更“理解”人，理解他们的父母、丈夫或者妻儿，正如武汉病人肖贤友的遗言，何必掐头去尾只是宣传“我的遗体捐献国家”？而被砍掉的“我老婆呢？”，这样的人间牵挂不更能让一个真实的人变得伟大吗？
所以，“理解”或是我们懂得了留恋，懂得了普通人的十分在意。如此，才会真的感受到灾难的可怕并吸取教训。这也就是为什么“方方日记”会成为一种被普遍珍视的文字现象，很显然这些文字更真实，也更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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