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工厂远离市区,每天呆在那巴掌大的地方,我的心像被装进了密封的玻璃瓶,闷得发慌。因此,我中午经常出去转转,透透风。离我们厂最近的是机场路。这是一条很窄的小街,一辆公交车开过来,基本上就把路上堵死了。路两边的门面房都是民房改成的,很小,一间挨着一间。每一家的商品都是那么的多,连门框上都挂满了,像一个大的花环,装饰着自己的门面。里面摆不下了,就溢出了门外,卖衣服的就把衣服摆在了外面,卖电瓶车的就把电瓶车支到了外面,卖日杂的就把小桶笤帚摆在了外面。总会看到一两个老人,站在自家的门面房前,一动也不动地望着什么地方,无所思,无所求,任自己在闲散的时光里浸泡。这就是我们淮安人所说的“望呆”吧。
在这众多的门面房中,吸引我的只有两间。一间是叫“刘二理发“的老字号理发店,我经常光顾。男主人五十左右,手艺一流,每次他逮着我的头,喘着不顺畅的粗气,三两下就把我又黑又硬的头发整得平平整整、方方正正。但我有点忍受不了这里的脏乱,一走进去那些杂物就像全都塞进了我的心里,这样令人不爽的环境似乎还原了一个老剃头匠的生活本质。每次剃到刮胡子这一环节,看到那个唯一的已经洗得发旧发薄的毛巾往我的嘴上捂,我都紧闭着嘴唇,拒绝着上一位的说不出名字的什么病毒。毛巾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为什么就不能多买上几条,放在水里煮一下,轮流晒晒给我们用呢。我想开口,但又怕改变不了几十年的老规矩,去过多次之后,实在等不来一点改变,只得忍痛另觅下家。
另一间是挂着绿色招牌的邮局。这个邮局很小,正常值班的只有两个营业员,一个管储蓄和代收费,一个管收发邮件等杂务。前几年,网络虽然兴起,但对于我仍很陌生,我仍习惯于花上几个晚上,像刻钢板一样,将写好的文章一笔一划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第二天中午,我什么也不做,直奔邮局寄信。为了防止写好的稿件放在口袋里揉皱,我通常是把稿件平整地压在一本16开大的书里,外面再套个塑料袋,然后平放在车篮里。到了邮局,我认真地填写着报刊编辑部的地址,内心充满了想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像花朵吸引蜜蜂一样,吸引着我们的心不远千里地飞过去。为了使信件能够准确地到达指定地点,我每封信都会写上责任编辑的名字,并在后面恭恭敬敬地连缀上“老师”二字 。信封写好后,我会平举着信,佷神圣地把它投进邮箱,然后开始等待,等待“希望”以同样的路径回流,有一天突然会啪的一声掉进我的心里。
做完这些,我并不急着离开,而是在里面随便转转、看看,我非常乐意去寻找机会,帮一些不识字的妇女和老人填写信封和包裹。那些老人很可爱,感谢的话往往要说上好几遍,他们生怕自己的话被风劫走,流不到我的心里。但现在写信的人少了,到邮局办事的人也很稀,冒不出机会,我就远远地望着那些穿着绿色工作服的营业员忙碌,我想象不出她们穿其他衣服时的模样,我看着她们都感到非常亲切,仿佛她们和我前世有着什么渊源。
我的感觉没有错。有一年春节临近,我回老家的心一天比一天迫切,每天都在盘算和准备着回家的事,提前买车票就是其中之一。但我所在的位置是开发区,离汽车站较远,这件事挂在心头几天也没办成。后来从本地的晚报上漏出消息,邮局的各个网点也代售车票。我大喜过望,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就利用午休时间直插邮局,三两下跨上台阶,胳膊刚一点到淡绿色的大理石柜台,就急切地问:请问你卖不卖车票?卖,你到哪儿?到梁岔。接下来是一阵弹钢琴一样的电脑键盘敲击声,余音未消,她就紧接着告诉我:八元一张,早班是上午七点,晚班是下午六点,每半小时一班。那个女营业员动作连贯紧凑,如行云流水一般。我也努力地配合着,适时地递上了三十元钱,并竖起了三个手指头—--买三张。
可是,她那令人赏心悦目的职业动作却出人意料地中断了,对我的话没有了回应。我诧异地问:怎的?她抬起头望着我,似乎有一缕阳光直射过来。她用缓慢商量的语气对我说:我们每张票要收两元手续费,你三张票就要收六元,不划算,你还是到车站买吧,好不好。也许是她怕我不理解、不认可,在说到“好不好”时,她的声音柔软得立刻箍住了我的心。我一时愣住了,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为了考虑对方的利益,会把到了手的生意推回去。现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先把你引进来,快速地出票、收钱,等到一切既成事实后再向你说明,你能不就范吗?可现在,我就是不在乎那几元钱,也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片美意。我在连续三声的“谢谢”之后,赶忙往外退,内心的感动使劲地往外漫,洒落了一地。我突然想到,这些穿着绿色服装的人,也同样有着一颗绿色的心。我还在想,什么样的职业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人去做,这样的职业才会赢得别人的尊敬。
现在城市总是不停地向外扩张,我所在的工厂又要搬到更远的地方 ,以后很难有机会到机场路上闲逛了。但 机场路上的邮局,像一枚小小的树叶,永远碧绿在我孤寂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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