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伟大的人，也逃不脱命运的安排。
捻军平定后，朝野上下都松了一口气，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也就是天下督抚中第一之位，而李鸿章所得的封赏远不如曾国藩，只得到了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可见，朝廷又开始故伎重演，原来防范湘军，现在改为“扬湘抑淮”了。索幸曾李二人已深谙朝廷套路，并未再产生罅隙。
对曾国藩个人而言，原本可以善终，却出现了天津教案一事，曾国藩虽鞠躬尽瘁，却无能为力，成为他此生终点最大的遗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和国内许多地方一样，天津也散布着一些教堂和传教士，传统民众对外来事物并不接受，因此民间有洋人的天主教堂迷拐孩子，挖眼剜心以供药用的传说，造成了很多不和谐的冲突，但当地官员的态度也模棱两可，并未据实调查澄清。
一日，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迷拐了一名少年，被人捉住后边指认受教堂教民指使所为，虽然调查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但地方官员也并没有向百姓证实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安抚民众的举措，导致民意激愤，将愤怒转移到驻天津的法国领事馆，很多人开始围攻法国外交官，激怒了当时的法国领事丰大业，丰大业寻外事官员未果后，一气之下在中国民众面前掏枪打伤了天津知县和其随从。继而冲突升级，愤怒的中国民众先是杀死了丰大业，后又涌向教堂，杀害了多名外国神职人员。天津教案震惊全世界。一周后，法国军舰驶抵大沽，鸣炮示威。
朝廷意识到事情严重性，指派曾国藩接管此案。这道命令领曾国藩陷入焦灼，教案事关重大，而他自己已经身患重病，支撑恐难，但如果这次事件处理不当引发战争，以当时清王朝的国力，结果一定是再一次的割地赔款。最后，尽管他的幕僚一直反对，他还是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决定接下这个任务，动身前往天津。
曾国藩此行，天津百姓和官绅们报了很高的期望，他们期待这个国内名臣能够为他们“伸张正义”，将洋人赶出天津。但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浮嚣的民气，在去往天津的路上便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士民》，向天津的绅士百姓声名，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
这一下让全体天津人莫名其妙，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但随后，为了让法国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谈判，曾国藩将天津的三名相关地方官员撤职听候查办，此举显然让曾国藩在天津大失人心。曾国藩不是不明白这样的结果，他深知为了发泄民族情绪打一场仗固然不难，但一旦失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外交事宜上，曾国藩一贯主张“明强”，也就是说一定在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不能贸然置国家危难于不顾。
在仔细调查取证后，曾国藩写了一份有理有据的调查报告提交朝廷，希望能够通过天津教案的调查，让大家不要再相信洋人挖眼剖心的无稽传闻，消弭误会，也从另一方面为中国百姓对洋人教堂的质疑做了充分的分析，以消除外国人的不满情绪，促进中外双方的和解。但谁料到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政府自身对谣言仍是半信半疑，他们始终认为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公开发布曾国藩的这份“报告”时，居然将曾国藩替中国人说话的关键内容全部删掉，只剩下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崇洋媚外，曾国藩一下成了人民公敌，被人民寄予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
显然，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柔软的标签，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的身上：不是朝廷软弱，是曾国藩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曾国藩没办好。
之后，清政府在曾国藩的要求下，派李鸿章接手此案，曾国藩依然鞠躬尽瘁，帮李鸿章做好了大量的扫清和铺垫工作，了结了此事，但因为此事，在精神和心理上备受打击和煎熬。
结束了天津噩梦，曾国藩按照朝廷上谕的要求，回任两江总督，路上回京陛见时，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黯然南返，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便郁郁而终。
天津教案后三十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与天津教案如出一辙，慈禧等人在此事中痛痛快快地发泄了自己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将清王朝引向战争，1900年6活跃，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等十一国同时宣战，241名外国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1900年夏天的战争中死亡。
曾国藩曾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的战争终在他死后变成了现实，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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