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奕䜣和慈禧的坚定支持下，曾国藩进入了一生之中难得的顺境。
政治和筹饷的优势下，曾国藩决定分三路大军，开始对太平天国进行全面反攻。
中路仍由弟弟曾国荃沿江直下南京，攻取太平天国首都；
东路，李鸿章创建淮军，以上海为根据地，进军苏州、常州，收复江苏全省；
南路，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军浙江，收复杭州。
看似万事兼具，但却是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在全面反攻太平天国的战役中，三路大军将领不同，打法和战术也是截然不同。
李鸿章借上海地利之便，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都快速西方化，迅速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用西洋开花大炮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赫赫。
左宗棠也非常不凡，先后收复了金华、富阳，攻占杭州。
唯独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进展并不顺利，原因有四：
其一，曾国荃用兵太锐，进军快速，丝毫不顾及一起打配合的援军，导致进军之初就形成一支孤军深入之势，曾国荃的无知无畏和不服管教，颇令众将士不满；
其二，南京城墙过于坚固，曾国荃一贯以来的打法是围绕营盘挖好壕沟，围困之后耗着时间不战而胜，然而南京城墙是中国第一大城墙，规模及其宏大，曾国荃一下傻了眼，南京九十六里城墙，不要修七百里的长壕和高墙吗？事已至此，倔强的曾国荃只好硬着头皮先挺下来，等待援军前来相助；
其三，疫情蔓延，恰逢此时，一场严重的瘟疫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和蔓延，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曾国荃的大营之内，使得这场雨花台战役更为凶多吉少；
其四，军饷补给锐减。大军围城靠的是消耗，围困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免不了要大量消耗。曾国藩从大势上判断城内的李秀成部队挺不了太久，只要弟弟能坚持一个多月即可。谁知在这关键时刻，军饷供应却出了意外。
曾国藩重新得到重用后，果断地将各个利害位置都更换成了自己人，林则徐的女婿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曾国藩的嫡系，因为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一路破格保举上来，凭良心讲，曾国藩保举此人也是有自己的考虑，希望江西能够踏踏实实地为湘军提供军饷。但没成想这个沈葆桢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他想要在江西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于是决心在军务上不再依赖湘军，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本省军队，建立军队需要资本，因此他并未和曾国藩商量，每月截留四万军饷，用于本省军队的筹建。
关键时刻自己人掉链子令曾国藩十分愤怒，一边保佑弟弟平安，一边愤恨沈葆桢恩将仇报，沈葆桢的举动如同扎在曾国藩心里的一根刺，彻夜难眠。
但曾国藩时时处处仍以圣贤之心修炼自己，认为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从之，那么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锄异己，时间就了，就会变成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因此，经过反思和调整，虽然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曾国藩却以一种非常理智和平和的心态对待此事。
但随着南京围困的一再拖延，三年过去，曾国荃仍未有进展，天下人开始议论取笑，目光都聚集在南京，看“曾铁桶”围城，曾国荃为了拿下南京城立功，想尽了一切办法，却毫无进展。粮饷跟不上，湘军的纪律也开始一天天坏起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有一次上奏朝廷，提出江西全省的厘金应全部归本省自行处置。上一次争饷，曾国藩已经忍了，这次涉及的金额非常之大，加之弟弟的艰难处境，曾国藩决定不再忍让，便上奏一封，将矛盾彻底揭开。
谁知朝廷并未如他所愿给予支持，因为当时除南京以外，其它地方大局已定，拿下南京只是时间问题，同时，朝廷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付太平军转移到对付湘军。在曾国藩与沈葆桢的矛盾中，朝廷选择偏袒沈葆桢，因为，这是一颗可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棋子。最终，朝廷判定江西的钱，曾国藩和沈葆桢一边一半，表面上看，政府左右为难，实质上，这次斗争的结果，沈葆桢获得了胜利。
曾国藩敏锐地捕捉到了朝廷的用意，开始明确了功成身退的想法，并规劝弟弟不要急功近利，成事在人，谋事在天。
如果说年轻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的倡导者，中年后的曾国藩则开始认“天命”，他开始领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写到：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图缓之，则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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