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次出任江西主持乡试的机会，曾国藩想要离开京官圈，短暂修养。不料途中家母病逝，只得放弃乡试主持工作，回家奔丧守孝。十三年京官生涯，曾国藩精疲力尽，如今终于停下来，他可以静心读书，计划转换人生重点，开始自己的学者生涯。
然而上天并不遂人所愿，咸丰二年，太平军北上，皇帝情急之下命令各地在籍官员组织地方“团练”，接到朝廷的任务，曾国藩首先想要拒绝。理由有三，其一，自己尚在母亲服丧期，为父母守孝是第一大事；其二，他是文官出身，并没有带兵经验；其三，他对当今朝廷已然失去信心。只准备上书回绝时，一位好友去他家里凭吊，劝慰他说：“平日你总抱怨政治环境不好，你没有施展的机会，如今大乱之际，你不正好体现自己的价值。”一语惊醒梦中人，曾国藩当即决定出来，为当朝政府卖命。
以曾国藩的性格，不干则已，要干就一定认真干。组建团练后，军纪严明，手段残忍残酷，以正风气。当时的地方政府昏聩糊涂，组织团练也多是形式上的组织，官官相护，并无实质进展。可想而知，曾国藩的“一意孤行”也动了很多人的奶酪，权利的撼动引起周围官员的不满。有一次，曾国藩带自己的队伍操练，传唤绿林军一起参与，绿林军平日散漫惯了，便借机闹事，甚至闯进曾国藩的府邸，差点杀了他。可是面对这一闹剧，与曾国藩一墙之隔的巡抚却装作没听见，最后才出来故作关心，简单处理了之。这件事，被曾国藩认为是奇耻大辱，也是朝廷军队无能无救的表现。
自此之后，曾国藩愈发奋进，分析了清朝政府军队的几大弊病，扯着团练的旗子，想要锻造一支真正骁勇的军队，成为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曾国藩这样的做法是风险极大的。因为清朝惯以“军为国有，强干弱枝”为政治原则，绝对不允许地方武装的独自生长强大，这将是满门抄斩的罪过。曾国藩在京为官十三年，当然知道这个政治红线，但他还是想办法迂回着做了。为什么？为了更大的责任！
首先，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是普通的敌人。中国自古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的宗教或者思想为精神动力，不会撼动中华民族的根本，但洪秀全主张的是拜上帝会，是要扫描中国传统信仰，在他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面对大清朝的正规军，在曾国藩看来已经腐败到了根本，不可救药，需要革新。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赤地立新。
在这样的考虑下，曾国藩善于利用和抓住机会，假团练之名，创办“湘军”。并对团练进行了适度“伪装”。他向皇帝汇报，准备在长沙成立一个“大团”，和以往团练不同，这个大团有几个特点：第一，可以跨区域招募，第二，用途在于防守省城，甚至可以出省作战；第三，将“团练”二字拆开，“团”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练”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这个擦边球，得到了咸丰应允的批复，自此有了组建“湘军”的尚方宝剑。
由此看来，曾国藩不是不知道风险，一个汉人想要跳出国家的体制，创建一支军队来替代国家军队，实在是在挑战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由此看见，曾国藩为人处世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但真正面对大时代大责任的时候，为了挽救朝廷，为了捍卫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又有旁人所没有的巨大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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