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到现在，最大的感悟就是他以圣人要求自己，现实中却做出了一个最真实的人。
今天来讲讲他的清与浊。
两江总督是曾国藩担任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地方职位。
在清朝的财政制度中，督抚衙门里，有正式“编制”的只有总督和巡抚本人，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不负责开支。总督和巡抚为了办公需要，总要请数名师爷，这些工资国家一概是不负担的，需要总督和巡抚自掏腰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公家的开支，比如总督和皇帝之间的通信，也要专人护送，每年至少需要几千两白银的路费，这些钱皇帝都不出，一名总督一年的公务支出至少数万两。而当时总督和巡抚的年工资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实在奇葩。
富于变革精神的雍正知道督抚们钱不够花，给他们一笔重大补贴，名为“养廉银”，两江总督大约一万八千里两，但其实还是不够，所以，督抚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权利，逐层收取，最后都落在百姓身上，导致官员集体腐败，百姓负担过重。
同时，清代的官场，对迎送排场又特别讲究，有很多精细的“尺寸”和送礼习俗。对曾国藩来说，打太平军以前，他更重视的是民生和吏治，但太平军临城下，不得不以国事为重，攻下南京后，军事重心才又重新转移到民生和吏治上来。面对清朝官场的习气和做派，他首先是以身作则。
成为两广总督后，地方上往来官员迎接送礼的络绎不绝，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不要搞迎送仪式，成为他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在他的坚持下，以后下属就不再对他摆欢迎仪式，也为他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至于送礼，他嘱咐下属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从送来的礼物中挑选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不至于总是驳了送礼人的面子。
在官场风气上，曾国藩首先以身边人入手，要求身边的门子不要欺凌地方官员，也不能借给总督府守门之便，为自己的亲友们安排工作。对自己的家里人，曾国藩更是严格管理，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夫人从老家带来的老妪，一个是大女儿的贴身丫鬟，因为不收礼，家里大小开支都要自己来支付，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做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到腌制小菜，从纺线绣花到缝衣做鞋，全部亲力亲为。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增股佛庵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线搓麻。
综上所述，我们足以认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可为什么在历代清官中，却没有他的名字？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因为除了严于律己之外，曾国藩还有和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
在大彻大悟的八年里，曾国藩悟出了一个词“和光同尘”，因为在他的信念里，做大事是第一位，而圣人清誉，则随其后。
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尽量从俗，对京官及中央官员的打点上，曾国藩“一切均从其厚”，钱哪里来？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上海海关、淮北海关送的“公费”均存放于此，专门用于官场的打点之用，曾国藩自己的养廉银则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的家庭开支，因此，他对公对私，分的很清楚。
曾国藩在历代官员中，属于“非典型类清官”，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在做“清官”，而在“成大事”。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只做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就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那些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
这才是曾国藩的伟大之处，这个选择，比做清官更沉重。只有这样，才成就了他的大力量和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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