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中国人口中，每15个人就有1人患抑郁症。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调侃：“你是XX医院出来的吗？”
这个XX，在北京，是安定；在上海，是普慈；在广州，是芳村；在深圳，是康宁；在南京，是青龙山……
时代在进步，精神病院和精神疾病所承担的污名，几十年来并没好转。
卫生系统开会，台上问：“安定医院的来了没有？”下面就哄堂大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护理部主任王涌回想当年刚入行时，单位要求签五年的合同，他心想，肯定干不到合同期满的，一定要转行。当别人问起他的职业，他会说自己是在“精研所”，让别人误以为是精密仪器研究所。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何燕玲曾有过亲身经历，她的一位患者在诊治过程中曾被家人阻止，“精神病院这种地方，怎么能去？”
后来，这位患者选择了跳楼自杀。
“我可以说，他就是被‘病耻感’杀死的，如果社会没有那么多偏见和歧视，结果一定不是这样。”
这种“病耻感”也深深烙在精神疾病患者的意识中。“告诉别人会被认为是疯子、不正常的、低人一等的！”为了不被“歧视”，很多人会隐瞒自己的病情，宁可自己熬着，甚至自杀，都不愿意去寻求帮助。
“抑郁症最难治和可怕的地方，源于大家的不了解”，毛爱珍说，这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的母亲——2011年10月25日，28岁的青年演员尚于博跳楼自杀。这位曾出演过《杜拉拉升职记》、《娘家的故事》等热播剧的男演员曾被业界看好。
“我后悔没有早点发现，没能帮助到他。”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中国人带着一句“我最近晚上失眠”，踏入了那些负面意味极强的医院、踏入了精神科和心理咨询室。
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以此估算，抑郁症患者至少在900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13亿中国人口中，每15个人就有1人患抑郁症。
自杀倾向是抑郁症最为可怕的症状。67%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的想法与行为，15%-20%的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我国每年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人达20万，自杀未遂者更是数倍于此数字。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这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的内心独白。
可以想象，这些患者就像一座座漂浮的孤岛，隐匿在我们身边，数量远超想象。
观念的扭曲、信息的匮乏，资源的紧缺，像笼罩在孤岛上的浓雾，让无数的患者和家属迷失在求医治病的路上。
在北京安定医院，姜涛是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他从医25年，接诊4万多患者。每当他出诊，天不亮，就有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齐刷刷地蹲守在他的诊室门外，这已成为安定医院一景。
他说，病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门诊，从早八点到晚六点，一天八十来个病人。
据他观察，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安定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然而，与抑郁症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的特征相反，我国抑郁症的就诊率和治疗率均很低。
有专家统计，十几年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不足10%，目前的数据仍然是10%。
和躯体类疾病能借助一大堆仪器和生化指标不一样，除了药物治疗，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还依靠病人的诉说和医生的经验。可是找到合适的医生从来不易。姜涛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我国在2012年12月才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在法律上规范和保障了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和权益。而中国持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2万人，仅有的这些资源，还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的有限的医院里。
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亿多，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病人1600万。这是患者和医生共同的痛苦。
对于国内抑郁症防治领域的痛点，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尚善基金会通过四年的时间总结出四个字：无知、无助。
秘书长伍华进一步解释：“这个无知，不仅是关于‘抑郁症是什么’，更有关乎‘如何有效防治抑郁症’；不仅是个别人‘我应该找哪位医生给我看病’的无知，还包括多数人对‘靠谱的医疗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的无知。这个无助，也不只是患者和家属单向的无助，还是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共同的无助；不是‘吃药还是不吃药’的困惑性无助，而是‘症状治愈了问题依然在’的社会性无助。”
无知无助，最后必然归结为无望。失去信心，往往是压垮抑郁症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观念的扭曲、信息的匮乏，资源的紧缺，像笼罩在孤岛上的浓雾，让无数的患者和家属迷失在求医治病的路上。
抑郁症并不是“名人病”或“富贵病”，而是“沉默的大多数”。
财新传媒执行总编辑张进曾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治愈患者，他把自己当做研究抑郁症的最丰富生动的教材，将三年来抑郁症病发与临床治愈的过程详细地记录在《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一书中。这本书出版不到3个月，已加印4次，印刷量达2.8万册。也因为这本书，张进被评为2015“健康中国年度10大风尚人物”。
媒体人胡舒立在书的序言中说：“很多得了抑郁症的人，都遮遮掩掩，羞于承认自己得过这个病。张进则不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张进在著书立作的同时，不断在做各种演讲、接受采访，为抑郁症患者发声，呼吁社会多一点关心这个群体。
“简单一句话：改变全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认知扭曲”，他说，“是无知而非疾病，构成了对病痛的巨大恐惧。当恐惧笼罩你的时候，你就失败了。怎么样才能够战胜恐惧呢？就是靠信心。信心从科学中来。这本书就是从生理、病理、心理，从科学上，从技术手段获得信心”。
姜涛作为张进的主治医师，肯定了这个“外行”对精神疾病领域所作的贡献：“由于精神疾病诊断没有客观的实验室指标，都需要靠语言的交流，张进恰恰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弥补，把这个疾病从里到外，用最朴实、最精确的一些描述给大家展现出来。”
在张进的观察里，抑郁症并非有些人理解的城里人或是社会精英才有的“富贵病”，不分年龄、性别亦或是职业。但多个专科医院的接诊记录表明，前来就诊的农村居民占一半以上。
是的，中国抑郁症的最大人群，是穷人，在农村。只是这群人在公众和大众媒体视野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这种疾病。
对此现象，张进猜测：“在社会大变迁面前，不能与时俱进，被时代抛弃的人，因其焦虑、惶恐、绝望，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俘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十几年来，中国国企下岗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
我们背负着好多时代烙下的伤痛，还没有能够消化和处理伤口。所以姿势几乎必然难看。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剖析了影响中国人的心理情绪的九大起源，包括：社会不公平、望而止步的高房价、贫富差距、特权横行、收入太低、就业难、食品安全问题、应试教育和环境污染。普通人从早出门，你必须要无视漫天的雾霾、享受高峰期地铁的拥挤、面对高企的房价、胆战心惊地选择相对健康的食品……
可以说，抑郁症的大规模出现有其社会成因，与社会快速变迁带来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结构上的冲突密切相关，说它是一种“现代病”未尝不可。
“我们也不能把人们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于抑郁症，抑郁症是结果不是原因”，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兼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说，“比如孩子的抑郁，你要看到教育体制的问题、父母教育方式的问题。如果职员抑郁的话，要看到工作压力的问题；如果官员抑郁的话，你要看到官场的文化和体制对人的压力”。
简单心理创始人、心理咨询师简里里喜欢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看历史、看社会、看个人，然后用它们来理解当下的问题。在她看来，每个个体和家庭，都承载着这个民族和文化的历史所赠与的资源和创伤，我们在一起消化。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还背负着好多时代烙下的伤痛，还没有能够消化和处理伤口。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症状的小小出口。所以姿势几乎必然难看，味道有时候也很难以忍受。不着急去改变谁，思考、思考一下。不要着急责怪和嘲讽。绝大多数时候，没有人故意想要折磨谁。”
社会的“现代病”，还需回到个体去治愈解决。
张进在《渡过》一书中提出了“临床治愈”的说法，他认为抑郁症的治愈只是一个开始，距离“彻底治愈”，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漫长的路，就是依靠心理学的自我疗救之路。先由病理，再过渡到心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会给予患者一个追溯自己性格养成、直面既往生活内心深处幽暗一面的机会。在他看来，抑郁的本质是人体的自我保护。如果说抑郁症有好处，那么，当一个人临床治愈，他认为他/她应该能获得面对自己的勇气。
“因为他已经从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人生很多问题，应该可以看清楚、且放下了。这就可以让你获得勇气，来面对自己，解剖自己，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假如一个人能够真正完成这个历程，那他就会所向无敌，无所畏惧。”
《奇葩说》辩手、80后女作家柏邦妮在与抑郁症抗争胜利后做了一场公开演讲叫“情绪生病了，但这并不令人羞耻”。她坦承这场精神疾病让她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人，开朗，热情，其实我不是的。我只是更倾向于这么塑造自己，粉饰自己，把自己打造成理想的人。”
经过两年多的心理咨询和自我疗愈，她发现了一个更健康地爱自己的方式，“你和你自己是好朋友。在你不顺时，对你自己失望时，那个声音说：没有，邦妮，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个事情不怪你”。
这也正应验了姜涛所认为的学习心理学的最大意义：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能对人性有更多的理解，从而对世界、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和接纳。
这包括对过往心灵创伤的承认和接受，并在此基础上承担对生命的责任。
（人生很短，文章很长，谢谢你看到这里。）
本文首刊于《新周刊》第475期 201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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