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二七：知所当知即是“无所不知”

《传习录》二二七：知所当知即是“无所不知”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

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人家一开始便没有将“无所不知”作为自己的为学目标，反倒比较反感那些试图“无所不知”的聪明人。声明自己“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孔子，在整本《论语》中表露过两次对弟子提问的不满。要知道老人家可是一向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两次不满中，一次是“季路问事鬼神”“问死”，老先生很不客气地回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另一次是“樊迟请学稼”“学为圃”，孔子非但当面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为由搪塞，而且在樊迟离开后骂他——“小人哉，樊须也”。归纳来看，无论是子路问及的“事鬼神”“问死”，还是樊迟问及的稼穑、园圃，都不在孔子所认为当知的“贵族之学”的领域。不要忘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私学的第一人，肩负着将王官贵族之学推广普及到平民世界的使命和任务。正因老人家有这样的使命，才不容他在子路和樊迟所问及到的领域消耗精力。在他看来，两个人问及的领域都属于君子所不当求知的，也就是他所讲的“不知为不知”的，一个人总是对自己所不当知的领域着意用心，在孔子看来是智慧不足的表现。

伴随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特别是文字产生以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获得新的编码载体。庄子率先提出“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质疑。此后数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皓首穷经，在故纸堆里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和才情。宋朝儒生开始尝试寻找终极真理，“太极”的概念应运而生。朱熹提出了“天下一理”与事事物物“分殊之理”的概念。

什么是“天下一理”？说到底就是天下万事万物都要遵循的那个终极真理。王阳明用“天理”来指代。

什么才是“天理”？向外去求，所求不过是事事物物的“分殊之理”。向外求一个适用于万事万物的道理是行不通的。王阳明转而向自心，向自心的意之灵明上求，所谓“天理”其实就是“良知”，就是人心的“意之灵明”。客观世界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万事万物的道理，在人心深处却存在一个足够包容天下万物，与天下万物合和一体的“良知”，一个人致内心之良知的过程，便是他运用与发挥天理的过程。

天理不在外，只在天道人心。

先生又说：“圣人无所不知，也只是知道一个天理；圣人无所不能，也只是能行一个天理。圣人心的本体清澈明白，所以事事都知道天理的所在，只去就事穷尽个天理。而不是在心的本体变得清澈明白之后，才对天下的事物都有所知，才一下子都能搞定做好的。天下的事物，比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的，数不胜数、不胜其烦，心的本体明澈即是圣人了，他又有什么样的缘分能周知遍行于天下事物呢？但凡是那些不必知行的，圣人自然不消再去求知践行；而那些应当求知践行的，圣人自然能向别人询问求教，就像‘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的。先儒们说‘虽知亦问，敬谨之至’——‘孔子虽然知道了还是要问，真是恭敬谨慎到极点了’，这样讲是说不通的。圣人对于礼乐名物不必全都懂得，然而他知道一个天理，也就自然有很多规矩礼节可以引申拓展出来。不确知时能及时询问求教，这也是天理规矩法度之所在。”

知所当知便是“无所不知”，行所当行自会“无所不能”，这便是圣人“美大圣神”的根本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