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薛登云

                    前    言

如梦人生春且秋，风花雪月云悠悠；

提笔轻触往日事，杯酒吟罢泪难收。

一枕清霜半腔怨，儿时旧事向谁求？

慈严驾鹤仙去久，唯寄文字蓬莱州。

一、六花园庄

妈妈在我还小的时候曾打趣过我爸爸的名字，说：你爸爸原来是想登云上天的，结果云没有登上去，就登到云南来了。

我爸爸是山西人，出生在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古城镇、上庄村、六花园庄。

“六花园庄”，很好听的名字，像不像武侠小说里的某个神秘庄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美丽富饶的地方呢，但其实原先真实的名字是叫溜马原，我们薛家就谐音为“六花园”。当年就是黄土塬峁上（黄土高原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放马的地方，土地瘠薄，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70年代中期以前连吃水烧火都困难，水要到六、七里地以外靠人去担，柴火要到更远的地方去砍，在家洗澡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典型的靠天吃饭。

在“文.革”时期为了躲避城里的“武斗”，我和我哥曾在老家住了小一年。知道“六花园庄”的人解了大手怎么擦屁屁的吗？当然没有纸啦，也用不上什么竹片小木棍什么的，是用小土坷垃。

那里除了十来孔土窑洞，六七户大约三十来口薛姓家人，前后左右皆是茫茫贫瘠黄土与沟壑。如今薛家的人们大多早已经迁出了那块高低起落的黄土塬峁，除我们这一支远在云南，其余少部分人分別散落于垣曲县较为富裕的村镇，大部分人都进了垣曲县城，目前只留下我大太爷爷（我太爷爷的哥哥）的少部分后人还在原址生活。

上庄村“六花园庄”还算不上我最老的老家，我们薛家还有更老的老家，也在垣曲县，大概离上庄村“六花园庄”还有一百多里，在北边，叫“薛家堡”，地属垣曲县历山镇，是个有着数百户人家、上千人口的村子。

但是这个“薛家堡”也还不是我们最老的老家，据《薛氏旅谱》上记载：“由明朝琢环而祖与始祖妣，自翼迁垣寄居白草岭徒ト悬、泉山之南，麻姑山之北，舜井允水之西，寓处刘村所薛家堡里，薛氏脉源蕃丰矣。”可见“薛家堡”是明朝的时候薛氏祖辈“自翼迁垣”而来，而这个“翼”是哪里呢？据考证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在“六花园庄”北边“薛家堡”的更北边，我们这一家是一直南下而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薛家的这一支在明朝及明朝以前，是居住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明末及清朝迁至山西省垣曲县历山镇“薛家堡村”，清朝末期迁至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六花园庄”，1945年后我爸随南下大军到了云南省，先在保山，后安家于昆明市。

《薛氏族谱》上说“余族薛氏寓翼邑白布村之历世久矣，其创谱所详之者，必世系明……。”“从翼迁垣，何处迁翼，原籍何处，众说纷纭。亦说汾河区域，亦说河津境地，亦说平辽王薛理字仁贵之后，疑无史证，皆不入谱随记。”

上面说的薛氏祖居是在翼城县白布村，并且“历世久矣”，但据考证现在翼城县并无“白布村”，只有个白壁村，大概是古今地名之别或音译之误？暂不得而知，待考。而若再考薛氏明朝以前之来历，地域有汾河与河津之二说，祖有薛仁贵之后之一说，皆可为参考。其实若细致考证下来，汾河流域与河津其实为一个地方，先说汾河，汾河流经山西省6市29县，全长713公里，流域面积39721平方公里。而山西省河津市在垣曲县西北黄河岸边，属汾河流域下游汾水将入黄河之处，距垣曲县约130多公里。这里的薛氏家族渊远流长，名人众多，至今仍是当地名门旺族。近来经确认河津市僧楼镇南午芹、北方平村、赵家庄乡南里的薛姓均为薛仁贵后代。这对于我们薛氏后人亦可做参考。

清朝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四年（戊寅1878年），山西等省连续遭受大面积干旱，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以至百姓易子而食，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仅山西一省就达近600万之多！

此次灾害是自清朝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因以丁丑年（1877年)和戊寅年（1878年)最为严重，故史上称其为“丁戊奇荒”。其中山西、河南灾情最为严重，又称“晋豫大饥”。据《忻州志》记载：“光绪三、四年晋省叠遭奇荒，为二百年来未有之事，斗米数千交人民相食，竟有地、亩、银钱二全家饿死者”。“又有凤台（今晋城）有全家俱毙者，有周村同尽者”；“多者十損六七，少亦十之三四。”

山西省由光绪三年（1877年）的1643万人口到九年（1883年）人口1074万人，几年之间全省人口就骤减近600万。

我《薛氏族谱》中记载：“光绪戊寅之岁，天降非常之变，垣邑之氏饿弊甚多，十室之邑去五六，八口之家留二三，而薛氏之民，饿弊尤甚。或一支而留有二三者，或一支而靡有孑遗者，成千古有之大变，而吾族之所甚痛者也，伤心惨目，不堪回想。”

据《光绪东华录》等资料估算，从1876年到1879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至少有两亿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而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就有1000万人以上。这里需要知道的是：以山西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其中60余万亩改种了鸦片。更悲催的是由于大量的男丁劳力吸食鸦片后丧失了劳动力，以至于造成土地和劳力减少，从而引起粮食大幅减产。在此背景之下面对突发的灾情，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但救灾无力，甚至一些官员借机敛财，根本就拿不出多少救济粮，只能任由百姓饿死。后来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曾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后来继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

“丁戊奇荒”同时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灾民迁徙大潮，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走西口”和“闯关东”最为典型。

“……而薛氏之民，饿弊尤甚。或一支而留有二三者，或一支而靡有孑遗者……”。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可能想象那种惨状，因此可以想见，我们这一支薛姓，还能在这种灭绝性的大劫难中存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大概就是在我太爷爷这辈上，遇上了“丁戊奇荒”，逃难迁徙到“溜马原”来安的家，从那以后才有了“六花园”，才有了“六花园庄”。我太爷爷名叫薛廷儒，有两个儿子，长子薛端士，次子就是我爷爷，名叫薛善士，我奶奶只留下个姓，车氏。据家谱记载，到我这辈是薛氏由翼迁垣后的第16代，算是辈份较高的一支，而现在“薛家堡”已经是第19、20代了。

从“薛家堡”逃荒出来之后，我那饥寒交迫的太爷爷太奶奶一家人，走到了上庄村“溜马原”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更可能是在这里还能找到一星半点食物，靠这块土地暂时还能免强活命吧？便安顿了下来。大难不死，劫后余生，这“溜马原”也就成了我们薛家得以生存延续的福地，薛家人从此把这里叫做“六花园”，把自己的小村庄叫做“六花园庄”，赋予了这块并不富裕的黄土地最美好的祝福和希望。落下脚之后待灾情稍稍过去，太爷爷便请了个风水先生来看了风水，这位风水先生跑遍那里的前山后坡，寻了个宜居的吉祥发达之地，我太爷爷就在风水先生指点下挖了几孔窑洞，算是安下了家。

这个风水先生可不简单，他对我太爷爷说：“根据这里的风水格局呀，你家后辈人当中肯定会出读书人。但风水也讲聚和养，需要点时间，大概是会应到你孙子这一辈。”

那时候可还是大清国呢，所谓的“读书人”，指的就是能够当官的人。

风水先生为我太爷爷点下的那个安家之地，正面朝向南方，隔着层层黄土塬峁与黄河遥遥相对，正南百十里外便是黄河，过了黄河是河南渑池县，若放眼穿过河南再下去，便是南方了。

在窑洞前方数百米处是一块呈圆型的高台地，大约有几亩地那么大，风水先生说那是一块读书人用来磨墨用的“砚台”。转过前坡后山，风水先生在窑洞右前方几百米的山坡头上，用手扙点了一个穴，叫在那里栽上一棵树，一棵笔直的杨树。说那前面有“砚台”了，这个地方一定也要有一支“笔”，这样有笔有砚才能让薛家后代出“读书人”，可以在大地上书写文章。

那个地方是黄土塬峁子，沟壑纵横，常年干旱缺水，可是一下雨水又会快速流走，根本就保不住水。因此除了人为以外，只有一些较耐旱的柿子树和一些不成材的灌木，靠自然生存基本上活不了什么大树，所以一般塬上有树的地方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没人烟的地方树就很少。

“六花园”凡有男丁出生，就由长辈到很深的塬峁下面，山沟沟下背阴处，去栽上几棵杨树，等到几十年以后这个人老了，这树就可以做他的棺材板。而这种能活树的地方就那么大点，很有限，因此只能够栽这种树。

说来也奇怪，在塬峁上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太爷爷在山坡头上栽下的那棵做“笔”的杨树居然栽活了！并且此地仅此一棵，可谓独树一帜。

后来大约是在我爸爸去逝前后，我太爷爷种下的那棵已经活了百年的树也死掉了。老家的人当然知道那树对薛家意味着什么，又连续在原址上栽树，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再也没能种活。

从此那个地方也就再也没有了树，薛家的那支“笔”当然也就没有了。

1924年2月的一天，我的爸爸出生在了那孔风水先生点过的黄土窑洞里，我已经无从考证为何我爸的小名会叫做“双喜”？是当时有两件喜事临门？无从知晓。这个时候我太爷爷太奶奶都早就已经不在了，而不久，我爷爷奶奶也都先后去世，他们都没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小儿孙，日后真的成为了他们梦想中的“读书人”。

我爸爸有两个亲哥哥、三个亲姐姐，他在家中排行老六。家里与他平辈的都叫他“双喜”，子姪辈的叫他三叔。而晚辈们则叫我爸四爷爷。因为我爸除了两个亲哥哥外还有个大堂兄，是我大爷爷薛端士的儿子薛登霄。由于我爷爷和我奶奶去世得早，是我爸的大姐，就是我大姑把我爸从小拉扯大的。可惜的是只有男丁才能在家谱上留下名字，我只知道我大姑叫薛登花，是家里的老大，另外两个姑姑都出嫁在古城硖口村，但是连名字都不知道。我大伯叫薛登霓，二伯薛登雾，我爸薛登雲。

或许是为了实现薛家出个“读书人”的梦想，同时也是为了我太爷爷的希望和我爷爷的嘱托，也不知道我大姑遭受过多少白眼、吃了多少苦，硬生生咬牙坚持把我爸爸带大。当然，主要也是我大姑嫁了个好人，我大姑父；也嫁了个好地方，相对比较富裕一点的华峰乡陈村。因此上我大姑才能将我爸带大，还让我爸在陈村读了几年私塾。那个年代，对于农村里的广大农民来说，读书是件非常不容易且奢侈的事情，何况还是在并不太富裕的家庭。

（薛氏由翼迁垣以来本支历代世祖名讳：

一世祖金玉～二世祖琢～三世祖进富～四世祖逢期～五世祖时华（化）～六世祖璐～七世祖继宣～八世祖邦庆～九世祖得盛～十世祖万书～十一世祖允耀～十二世祖廷儒～十四世祖善士～十五世祖登云。）

二、吃粮当兵

但是，书没有白读，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我爸爸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不安分的性格，他不甘心死守在那黄土塬峁上的那几亩薄地，自己仗着身长力大，又识得几个字有些见识，胆子贼大。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爸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在读了几年私孰后就进了戏班子，在一个唱山西绑子的戏班唱戏。到底是多大岁数去的戏班子？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不但能跟师傅学，还能自己看懂戏本子，跟着书学，于是乎走南闯北在戏班学唱黑头。后来日本鬼子打到了山西，时局危艰，这个戏班子逐渐衰败了下去。我爸只得离开了戏班，为了生活，16岁左右开始了每天凌晨做豆腐、天亮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卖豆腐的生活。

当时百姓的生活已经异常的艰难，又适逢日本鬼子于1938年占领了垣曲县，农村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大约在1942年，那时候穷得连吃得上豆腐的人都越来越少了，豆腐生意惨淡的我爸爸已经是两天吃不上三顿饭。一个17、8岁的大小伙子，又正是能吃饭的年纪。走投无路之时，我爸听说垣曲县城里正在召兵，想着只要有囗饭吃别饿死，管它三七二十一呢。于是我爸便去县城应召，结果凭他那个大块头，去了就给召上了，当上了“皇协军”，就是现在所说的“日伪军”。因为他读过点书，当时正好缺的就是这类人，没让他当兵就直接当了个文书一类的小军官。

饿是暂时饿不死了，可那毕竟是在替日本鬼子做事，当伪军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爸当上“日伪军”不久，正好就在这支伪军队伍里面，有－个经常为“日伪军”赶着马车送货的人，是“八路军”地下人员。这个正在寻找策反机会的“八路军”，对我爸进行了一些考察和考验之后，发展我爸爸为“八路军”做起了地下情报工作。

于是我爸爸成为了一名打入“皇协军”内部的地下人员，利用能够接触日伪文件电报的有利身份，秘密地为“八路军”做起了情报工作。接头人就是这个发展我爸成为地下工作者的人，他隶属于山西太岳军区。

1944年，可能是因为身份暴露，不能再继续潜伏，我爸爸从“皇协军”里反正出来。参加了“八路军”山西太岳军区军分区的“武工队”，在当时的日、伪军占领区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或恢复党的组织，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权，采用文武相配合手段，打击和瓦解日、伪军，摧毁日、伪组织和政权，使敌占区逐步变为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正面对敌斗争。

我爸爸在“武工队”当中但任小队长，而发展我爸入伙的那个“老八路”就是“武工队”政委兼大队长。

我能够明确知道的是，我爸爸是于1944年“反正”之后入的党。

爸爸的勋章

三、夜半枪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一声枪响打破了那片黑色的寂静，从那一刻起以后的整整40年，我的爸爸都被笼罩在这个影阴里面没能走出去，直到去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我爸爸他们“武工队”和当地的老百姓，欢天喜地的为日本投降庆祝到了晚上。从1938年到1945年，日本鬼子占领垣曲县已经有近7年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对日本投降这件事情激动地发出发自肺腑的欢呼。

这天夜里，“武工队”的队伍与往常－样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就夜宿在了村外边的打麦场上。后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那天是阴历的8月初8，如果天晴的话大约会有半个月亮。由于白天大家都为庆祝日本鬼子投降太兴奋，也都有些累了，不一会儿大家都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就听到一声枪响，“啪”！

“啪”！几乎就在枪声响起的同一时刻，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武工队”队员们迅速四散开来，躲进打麦场旁边的玉米地里面。我爸爸与睡在他身边政委的通信员听到枪响一越而起，拿着枪就闪到了玉米地里面隐蔽了起来。

可以想象那一天的夜晚出奇的安静，枪声响过之后就再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夜风不时吹过玉米叶子的沙沙声。我爸爸感觉了那种说不出的异样，拉起通信员，两个人悄悄地端枪摸了回去。也正是这个时候，其他“武工队”队员也从各自躲藏的地方放低身形走了出来，都悄悄的持枪围向了打麦场中间。

就在“武工队”的战士们围向打麦场逐渐缩小包围圈时，大家几乎同时吃惊地发现：打麦场上居然还有一个武工队的人！只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刚才的那声枪声。当我爸努力看清了这个人躺着的地方，知道大事不好，忙紧赶几步跑到这个人身边借着些许月色，努力定睛仔细一看：是政委！就在大家几乎同时发出的惊叫声中，大家也都同时看见了政委身旁的血迹！

待我爸爸俯身下去察看时发现：政委已经没有了气息，牺牲了！

震惊！“武工队”的全体队员迅速从旁边的村子，可能刺客逃跑的方向，分头搜索出去十几里地，均一无所获。第二天，“武工队”所有的在场人员也同时被审查，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居然是毫无线索。

后来的岁月里凡是有可能的人，有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来来回回查了好几遍，均无所获。这个秘密一直到当事人都已经全部去世了的今天，也没有能够查清楚：那天夜里政委到底是被谁枪杀了？

政委的牺牲对我爸的这一生影响很大，因为我爸有当“日伪军”的经历，这次事件又没有破案，所以我爸从此就背上了这个历史“包袱”。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我爸他们这支部队在南下时一直在打仗，那天夜里当事的几个关键人证又都先后牺牲了。许多年之后，这个事件就更加说不清楚了，成了拦路虎。以至于我爸一直被“调查”，军队职务在60年代初干到副师职之后，“运动”不断，就停滞不前，再没有进步。

当时是政委在敌人内部发展我爸成为“八路军”的地下人员，由于当时敌后斗争条件的限制，因此除了政委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爸爸是什么时间成为了地下人员，什么时候开始为“八路军”工作。而反正之后忙于与日本鬼子作战，所谓的参加革命档案根本就没有，唯一能够证明我爸参加“八路军”地下工作的就只有政委，而他非常突然地牺牲之后，在之前的地下工作经历随之成了“疑案”，被掩埋在了历史之中没有被承认。我爸后来的档案中仅有的记录为：1944年入党，1945年参军。我爸参加革命的经历因此少了非常关键的那段时间。就因为早期参加革命的时间没有被承认，我爸在1955年授勋时只获得了“解放勋章”，而代表参加抗日战争最起码的“独立自由奖章”都没能够有获得。

四、日本鬼子

关于日本鬼子在垣曲县对当地百姓的残酷迫害，我知道的并不太多。只是在回老家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过一点，并看见过一个当年伯父伯母们跑鬼子时躲避藏身的獾洞——那是一个大土洞，能挤进一、二十个人，洞口稍显隐蔽。

据老人们讲在1942年，就在古城镇允岭村，一个姓车的男子从河南回乡探亲，夜晚走到一个叫“老婆窑”的地方时，被鬼子便衣队当“八路”的探子给抓住。鬼子将他绑到古城剥光衣服，四肢捆在木杆子上，作为活靶子练刺杀。先由一个日本小队长向他胸部连续三次突刺，接着五个日本兵同时向他身上突刺。然后又换上另外五个日本兵练刺杀。不大一会儿，车姓男子便被刺刀捅得满身血洞。最后，日本鬼子放出一群狼狗，将他破碎的骨肉吃掉。

我们小的时候也很好奇爸爸他们当年是怎样打小日本鬼子的？但不管怎么问我爸爸从来不和我们讲。记得有一次我姐姐她们学校让学生们回家请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的父母讲战斗故事。我和我哥也兴冲冲的想一起去听听，结果当然是我爸爸什么也没有讲。

后来在老家的时候，我也听家里面的老人讲过那么一点我爸爸打小日本的事情，但那种艰苦和困难，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像到的。

那一年据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对日本鬼子的大反攻，当时我老家那一片的地方抗日武装决定联合所有力量，给日本鬼子一次沉重的打击，以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于是我爸他们“武工队”、游击队县大队、区小队、民兵全部集合了起来，打算给日本鬼子来一次真正的打击，坚决消灭掉日本鬼子的一部分武装。

给果等到把队伍集合起来才发现，尽管人有二、三百，但武器最好的只有我爸他们“武工队”的十几支枪，其它的队伍加起来长长短短三十来支枪，另外多数人手里只有鸟枪和标枪大刀。

领头的几个人看了看，心里面有点打鼓，但下了的决心就一定要打。于是经过细致策划队伍还真把出据点扫荡的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围在了一个山沟里面。从上午小日本刚进入包圈就开始打，乒乒乓乓，那个热闹啊，打得鬼子兵躲在山沟里都不敢抬头。可地方武装毕竟不是老八路，武器少先不说，战斗经验也明显不足，战斗打到太阳还没有当项呢，本来不多的子弹就消耗没有多少了。得，前面肯定是用力过猛了没有注意到节约弹药。

这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队伍就是冲不下去把鬼子给全部消灭了，一打算冲锋鬼子的机关枪就“嗒嗒嗒”地扫个不停。试了几次都被敌人火力给压制住了，还伤了几个人。本来想打个围歼战，结果焦着地打成了拉锯战。天看着就快要黑了，被围在沟里的鬼子显然也是急眼了，只见前面的鬼子光着膀子挺着闪亮的刺刀，后面的鬼子抬着被打死的鬼子兵，“呀呀”叫着就冲了上来。结果我爸他们这边的子弹几乎都打光了，多数战士又都是民兵，鬼子这么一冲根本就挡不住，结果硬生生眼巴巴地看着小日本就这么冲出了包圈，跑回据点去了。

我上高中时我爸爸带我回过一趟山西老家，那是我爸爸最后一次回他的家乡。那天爸爸带我到一个村子去看望一个人，说那人救过他的命。那个村子不像我们“六花园庄”住土窑洞，他们是住房子。爸爸让我叫一位老人龙伯伯，龙伯伯看到爸爸和我很高兴，他告诉我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胆子可大了，一个人一支短枪就能和一群日本兵打半天，最后还没让小日本给抓住。

那次是我爸爸穿便衣去执行侦察任务，一大早的刚走出去不远，不巧在一条大路上迎面遇上一队鬼子和伪军。我爸见已经躲不开了，从腰间拨出盒子枪对着前面的鬼子兵就是两枪，等鬼子趴下的那一刻，转身就跑。鬼子看见我爸只有一个人，“哇啦哇啦”地喊着就紧紧追了上来，我爸爸在前面跑一会儿回头打两枪，跑一会儿回头打两枪，小鬼子在后面被激得一边追一边放枪。就这样追追打打跑了不知道多少里地，一直打到了太阳快当项，我爸爸都没有甩掉后面的这群鬼子汉奸。就在这时我爸才发现所随身携带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刚好前面是个村子，我爸就跑了进去。才进村不远，就看见远远的有一个人向他招手，我爸连忙跑了过去，这个人就是龙伯伯。他二话不说就把我爸拉进院子，让我爸藏到了一间屋子上面的一个柴草垛子里面。

不大一会儿功夫，追我爸的那些小日本兵也进了村子，从村头开始挨家挨户地搜“八路”。龙伯伯并不慌张，等两个鬼子兵冲进院子之后，他先领他们一间屋一间屋的搜，又领鬼子到地窖搜了一遍。最后才带鬼子兵进了我爸藏身的屋子，告诉他们这里是间牛棚。一个鬼子兵进去搜了一圈，用枪刺对着柴厚厚的草垛子胡乱扎了两下子，就慌忙跑了出去。随后，所有鬼子兵也都匆匆忙忙收队撤了回去。原来这个时候的小鬼子很害怕中了“八路军”的埋伏，一般情况下他们不进村，进村也不敢太往里面去，而且凡是大一点的村子没有足够的鬼子兵，他们是不敢随便往里闯的，这也是被“八路军”给打怕了。

龙伯伯说在全国解放后一直到那个“十年”期间，有调查组多次来调查过我爸。我们老家那一片的老人都知道我爸打鬼子的事情，龙伯伯和被走访的老乡都向调查人员一再证明，我爸是货真价实的“八路”，勇敢的抗日战士。

我爸说当年闫锡山的队伍和日本人在我们老家那一带打过仗，过后他们“武工队”到地里帮助老百姓收割小麦。结果在麦地里走几步就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尸体，走几步就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尸体，光是他割过的那一块麦地就有十多具尸体。这些士兵都是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给打死的，他们的部队当时全部趴在麦田里躲日本飞机，日本飞机就在天上一圈一圈地来回扫射。我爸爸他们把那些尸体都一个一个地给掩埋了。

五、战斗历程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爸爸所在部队在太岳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曾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与日寇展开殊死战斗。我爸利用在敌人内部的特殊身份，在隐秘战线与日本鬼子战斗，为“八路军”提供情报。这期间包括了保卫解放区的上党战役，闻夏、同蒲、临浮、汾孝和晋南战役，以及强渡黄河作战、潼洛往、平汉铁路破击战、配合友邻部队攻克洛阳、歼敌王牌整三师作战、宛西宛东战南作战、豫东阻击战等战役。

下面是我爸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之后参加过的部分战斗。

“1944年3月，阎锡山61军勾结日军大举侵入太岳区青城、浮山等地区。太岳军区部队发起了两次青浮反顽战役，两次青浮战役共歼灭顽军7000余人，保卫了太岳革命根据地。”

“1944年6月至8月，太岳军区部队在河南济源和山西垣曲地区发起豫北战役，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先后毙、伤、俘日伪军2000余人，攻克敌据点28处，收复国土2600多平方公里，解放同胞10万余人，完全控制了济（源）垣（曲）公路两侧及黄河北岸地区。”

“日、伪军在遭到晋冀鲁豫边区抗日军民春夏攻势的严重打击后，于9月起，向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局部“扫荡”。战斗于太行、太岳区第一军分区和第三军分区等抗日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2200余次，拔除日伪军据点90个，歼灭日军1900人、伪军1.4万余人。”

“1945年4月，太岳军区部队集中军分区主力及地方武装，在道清铁路以西的沁阳、孟县、济源间发动第二次豫北战役，先后攻克日伪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4500多人，解放人口80万，收复国土1800多平方公里。控制了黄河北岸除沁阳、孟县、济源三座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打通了太岳根据地与豫西根据地的联系。”

“1945年8月的大反攻阶段，太岳八路军向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先后收复了济源、孟县2座县城。11月8日，太岳军区部队向围困了一个多月的沁阳县城发起总攻，歼灭伪军6000余人，结束了太岳区军民抗日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当时的山西浮山抗日游击大队、青城抗日游击大队、襄陵抗日游击大队和沁水县游击大队，以及我爸他们部分武工队，合并组建了“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3分区（后改19分区）警备第五团（团长李家英、政委罗志友）。受上面所述事件的影响我爸最初仼侦察参谋，后来因为作战勇敢连续仼排长、连指挥员。

1945年10月23日，太岳军区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

1947年3月，太岳军区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的部分部队组建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22旅。旅长查玉升 、政委朱佩瑄，副旅长王清川、政治部主任李家英。

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22旅。

1949年2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第11旅、第22旅和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10师合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军长李成芳，政治委员雷荣天。第22旅与豫西地方部队一部，改编为14军第41师，查玉升任师长，丁荣昌任政治委员，副师长王清川，副政治委员杨信，参谋长王传训 ，政治部主任李家英。原第11旅改第40师，刘丰任师长，侯良辅任政治委员。原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10师改编组成第42师，廖运周任师长，张子鸣任政治委员。第14军组建后，归第2野战军第4兵团建制。

下面是我爸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的部分战斗。

“1945年10月，4纵参加了上党战役，生俘阎西山的中将炮兵指挥胡三余以下两千余人。1946年6月，于宫誉地区歼灭国民党精锐"天下第一旅"之第2团。之后，参加了吕梁、汾孝战役。”

“1947年4月5日，第4纵队及22旅在晋东南地区进行攻势作战，歼敌1.4万余人。7月，第4纵队及第22旅归陈谢兵团指挥。11月，第22旅归第4纵队建制。1948年3月，参加洛阳战役，与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一起，全歼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等部共2万余人。”

“1949年4月，第14军参加了渡江战役，配合友邻部队解放南昌，威逼敌103师师长曾三元率部起义。而后，部队继续追击，迫敌91师1700余人投降。接着向阳春、阳江方向追击，经九天九夜连续行军作战，在阳江地区歼敌第50军、第39军、保安第2师、第13兵团部、第21兵团部等4万余人。国民党海军第4巡逻联合舰队官兵500余人，率11艘军舰向我投诚。”

“广东战役结束后，第14军进军广西、云南。经茂名阻击战斗、博白追击战斗后，部队昼夜兼程，强渡钦江，直插钦州，粉碎了白崇禧集团逃往海南岛的企图。钦州一战，第14军俘敌第7军军长阎仁毅等将校级军官938名，校以下官兵44168人，毙伤敌1900余人，缴获汽车245辆，军用物资若干。尔后，部队进入云南‘，在大理、丽江、保山一带完成了剿匪和建立地方政权等任务。”

1945年以后我爸随解放大军南征北战，参加过晋南、渡黄河、豫西、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湘赣作战、两广追击战、进军大西南、云南剿匪等战斗战役。因为作战勇敢立有战功：其中大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在那个战火硝烟的争年代里曾多次负伤，其中比较严重的有三处，分别在腰部、腿部和臀部，并且都成了伴随一生，永不磨灭的伤痕。

我爸爸先后在14军41师121团任三营机炮连指导员、二营副教导员、三营教导员、团干管处长，41师（一说40师）政治部政工科长。后调入昆明市，任昆明军区干部培训大队政工科长、昆明军区总医院政治处主任、昆明军区总医院副政治委员。授衔中校，13级。

以上就是我现在能够知道的，我爸爸的一些主要经历，我知道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我爸爸去世之后，我们家人请还健在的爸爸的老战友凭着记忆写下来一点。因此肯定有遗漏和不全面的地方，但年代久远了，很多事情已经无法考证。

我爸从来不对我们讲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就连我妈妈也都知道的不多。

六、火爆脾气

我爸爸年轻时候的胆子大，脾气也很大。

据老家的老人说，有一次，大概是我的一个堂兄，在给老人上坟时不知道为什么做出了一点我爸认为不敬先人的举动。我爸爸让他下跪给老人赔罪，那人也犟，不跪。我爸顺手抄起上坟培土用的铁锨，照他脑袋就要拍下去，慌得众人连忙拉住我爸叫他快跑。于是一前一后，我爸足足追了两条沟方才罢休，如果我那个堂兄不是因为是在逃命跑得快，怕是真要出人命。

我爸爸在山西垣曲老家是订过一门亲的。原本打算等全国解放了，不打仗了，就回家结婚。

结果等打完了仗，人却留在了云南，我爸写信给老家的人问那女的肯不肯来云南，如果愿意就回去接她。那个年代大概云南在人们的眼里就是莽荒之地，人家一听是云南就不愿意了。老家的人写信和我爸说还是让我爸回去一下，亲自跟她做做工作，说不定人家就同意了呢。

我爸一听脾气就上来了：你不来拉倒，我还就不回去了呢！没办法，后来我爸就在云南保山遇上了我妈。

70年代中期我陪爸爸回了趟山西垣曲老家，那个老太太还带着她女儿来看望了我们，给送了几双手工鞋垫，长得大眼慈眉的一位长辈。后来我大伯母悄悄告诉我，她没有嫁过人，自己后悔了半辈子，她那个女儿是抱养亲戚家的。

据我爸爸的老战友讲，有一次部队在云南保山剿匪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我爸与他的上级在电话里大吵了起来。脾气火爆的我爸不但出言不逊，还一怒之下顺手把话筒连座机抱起来从窗户给砸了出去。

有一年“五一”游行，除了我爸上班以外我们一家人都去看了。看完游行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妈妈赶忙烧火做饭，我们都有些饿了。这时我爸爸从单位上班回来准备吃饭，也不知道那天遇到了什么烦心事，虎着个脸，看见怎么才在生火准备做饭？抬腿一脚把火炉连锅踢翻，气哼哼地走了。

那年我上初中，我哥哥正好上高中，他乒乓球打得很好，又喜欢打，因此难免影响点学习。他的班主任老师就派了位同学找到我爸告状，希望家长管管。结果是我爸让我哥自己拿菜刀把他最心爱的乒乓球拍给劈了，这还不算，当骂到高潮时顺手拿了根拖把棍劈头就招呼下去。还好有位好邻居拚命拉住拖把棍，才没有打到我哥的脑袋上。见没打着人，我爸又顺手拿了块砖头要开我哥的瓢，我哥灵活呀，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了。我爸眼见打不到我哥了，气不打一处来，甩起拖把棍子顺便给我屁股上就是狠劲两下子。

我爸爸那脾气有时候真的是有些吓人，不过绝大多数时间他是只顾他的工作从来不管我们的。前面我挨的那两拖把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被我爸爸打，除此之外还没有被打过，也算是误伤吧。因为我妈妈坚决不准我爸打孩子，怕他手上没个轻重给打坏了。

我爸爸脾气大，但是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他的脾气最好，特别是对下级从来不发火。我爸爸在昆明军区总医院当副政委，也算是个院领导吧？可除了他，其他的院长、副院长、政委、副政委，甚至于处长主任等等，住房都是住小院，差一点的也是住套房。只有我们家最特殊，就住了一间房子，我姐姐住在学校，我爸我妈我哥我，都住在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房子里面，放了两个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为了这个房子的事情，我妈不知道对我爸爸说了几百次，实在是住不开嘛。也不知道我爸到底是怎么弄的，有一次好不容易拿到了另一个房子的钥匙了，本以为我和我哥能够住进去呢，结果仅仅高兴了一天，还没捂热就被收了回去。因为有一个干事正好调来没有房子住，我爸爸自然好脾气，把房子让给了人家，我们一家继续挤在一个房里。

后来又过了很久，我和我哥才在对面的另一幢房子，有了一间与父母分开住的房间。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和我哥住的那个房间门怎么也打不开，我们兄弟两人奋力推开门一看：天啊！整个房项连瓦带天花板塌了一半！桌椅板凳床铺全都部埋在下面。我们只得从乱瓦堆里刨出吃饭用的碗，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上洗洗然后去食堂打饭吃，晚上把被子床单从碎瓦断木中拉出来，又挤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去睡。

原来是白天后勤处派工人在检修房项时把房项弄塌了，只是事前事后没有任何人来讲过一句话，塌了也就塌了，自认倒霉吧。

家都给埋了，为此我那脾气大的爸爸对別人却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妈妈是晚上回来后才知道此事，一大早就去问个情况，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甚至于连句好话都没有。实在是气不过，我那脾气很好的妈妈便和管后勤的那个人吵了起来，可我爸爸还是一声都不吭，好像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一样。

不过，中年以后的爸爸脾气慢慢变好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那种。

七、资亲助人

记得在我大约5、6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部队工作的爸爸晚上回到家后把我们姐弟三人叫了过去，让我们一个一个站在他面前背诵老家的地址、家里面都有什么人、名字叫什么。那天爸爸显然是酒喝得有点多了，手里好像是拿了个什么“武器”，我们姐弟如果回答得不对他就眯着眼、笑着摇着头，挥两下表示要打。还好我胆小，怕真的挨打，因此记的很快，并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山西省垣曲县古城公社上庄大队六花园庄（那个年代的地址）。”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爸爸很想他的老家。自从他有了经济能力以后，一直一直都在给老家寄钱，他的工资自然都是他自己管控，老家的外甥姪儿男女等等好多都受到过我爸经济上的帮助。

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爸爸雪中送炭般及时的资助，帮助老家的亲人们度过了那个饥荒的年代，因此老家没有一个人被饿死。

我大姑家的孩子较多，我爸基本上一直都有资助，他始终记着我大姑“长姐如母”的养育恩情。其他资助比较多的就是几个姑姑家的外甥，反而是对那些薛姓子姪们资助得相对少些，他们没有困难从来不会主动要钱。

我的妈妈也是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的工资也不低，主要用来养育我们三姐弟，而爸爸每月交没交、交多少钱给我妈我就不知道了。我的印象就是我爸总给老家的人寄钱，除了每年过年过节会寄，只要是来信要钱，不管是谁也不论什么理由，我爸都会给。

后来一直到我上高中，我爸的外甥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完全自食其力了，才慢慢的不再往家里寄钱。我爸爸是他们这辈人中岁数最小的一个，我是我们这辈人中岁数最小的－个。因此当我都上了高中，他们当中最小的人的孩子怕是都比狗还高了。

其实要是用现在眼光来看我爸，就是一个标准的“散财童子”，因为不管是谁只要是向他开口借钱，只要是家里生活有困难，我爸肯定是会大发善心拿钱给人家。那个年代确确实实比较困难的家庭多些，当然有借无还的现象自然是不会少，我爸爸借出去的钱他自己从来不会往回要，我妈妈又很少知道这些事情。

记得有一回我爸借钱的事情不知怎么让我妈妈知道了，关键是借钱的那家人男的女的都是军医，应该是不至于紧张到借钱吧？更何况是借的数额较大，且一借就“忘”还的那种。我妈去了解了一下，其实这家人并不是那么困难，于是生气，非要我爸把钱要回来不可，最后结果只要回来了一部分，然后拿来几个小板櫈就算是抵了欠的钱。

我爸爸到底“借”出去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他不说，人家不还，谁知道。

八、军人作风

……（此处略去4000字）后来爸爸逐渐恢复了一些工作，那才叫没日没夜的工作，每天一大早我们还没有醒来他就没了人影，晚上等我们睡着了他才回家。那些年我们一家都是各忙各的，都在各自的食堂吃饭，我和哥哥在食堂，我妈妈在她的单位，我姐在学校，我爸爸自己在另一个食堂吃饭。一家人就这样各自为阵，除了我和我哥能见到面，其他人都是几天几个星期见不上一面。

我爸年轻时就喜烟好洒，年龄大点以后再聚众喝酒难免误事，特別大小还是个领导，醉酒不好看。记得有一次我爸说过，那是在云南保山一带剿匪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营进山追击国民党残匪，一直追击到天黑。于是部队就在一个少数民族寨子驻扎下来，一个当地老人拿来了一罐子白酒请我爸喝，我爸那天因为白天与国民党残匪作战牺牲了两个好部下，心情不好，就喝了起来，不想就喝多了。半夜，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我爸忙抓起枪晕晕乎乎地组织反击。

我爸说那个时候他以为给他喝酒的老人是个土匪，故意把他灌醉了好配合土匪夜袭。结果还好，只是一伙被打散了的土匪给遭遇上了，一个反击就给消灭了。从此以后只要是有工作他就不喝酒了，再后来干脆改成了“喝独酒”：每天出门前嘴对着酒瓶来一口，下班回家进门再嘴对着酒瓶来两口。这样既喝了酒、解了馋，又不会因为饮酒过量而误事，一举两得。

但是我爸烟瘾却大得吓人，一天要抽两盒半。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抽支烟，然后再洗漱，然后这一天除了吃饭嘴不得闲外，其余时间烟不离手。而且，他抽烟还与众不同，別人抽烟都是吸上一口到嘴里，然后吐一出一部分再吸入肺部一部分，我爸是全部吞下，烟一点不留在外面，直接吸入肺部。那个“十年”的折腾对我爸来说压力巨大，烦心事太多，还不能对人讲，烟就成了他唯一的安慰剂吧。

也正因为如此，我爸爸这个曾经强壮的山西汉子，身体迅速地垮掉了。才50多岁的人，先是中风，然后紧接着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肺心病。

我爸爸就是那种宁愿拼死也不愿窝囊死的人，那“十年”当中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受了多少委曲。工作才是他的命，只要是做着公家的事情他才会觉得自己还活着。除了拚命工作之外，他还非常认真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还曾经获得过军区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并且被塑为典型。当时的军报和广播电台还登载过他的学习体会文章。

九、权力之间

十年“文.革”后期，我爸爸虽然仍旧只是昆明军区总医院的副政委，但是管着干部，包括调动升迁。这个时期昆明军区以及后勤部的领导干部们的子女都刚好长大成人，到了该工作的工作，想参军的参军的时候。那时候的“规则”就是：不管哪里招兵先当上了再说，过后调动起码不会是什么难事。军区总医院自然是各位领导子女的入职调动优选单位，于是乎今天这个、明天那个，都要求调到总医院，正因为我爸的正直无私，压力也就随之而来了。

那时候的我爸爸真的是牛，他给自己和管干部的政治处立了条规矩：凡是军区以及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子女一律不允许调入总医院。他说总医院是部队医院，不是家属大院。关键是胆子贼大的他真做到了，并且是卡得死死的。这自然也因此把许多曾经在战争年代，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上级领导、老同事都得罪了个彻彻底底！而且，为了这事我爸甚至连当时他在总医院的上级都给得罪了。那几年谁来找他说情都不好使，老战友不行，上级领导也不行，真真实实的就是现实版的“包公”，铁面无私。

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代价的，做坏事如此，做了正确的事情也是如此。你铁面无私，你六亲不认，人家自然也可以不认你、恨你。我爸爸很快就为这样的做法付出了代价，被伤了面子的人把他排挤出了总医院，上级派到地方上“支左”去了。于是乎身后立马开闸放水，松了绑的后勤干部子女纷纷进入总医院，感激自然是轮不到我爸，反而那些对我爸的记恨算是拉下了。

那几年我爸得罪人的代价，一直到这批老干部休息了，都到了干休所都还在显现。最早我爸不想进干休所，他想回老家去养老，可是我们几个子女的工作都在昆明，不可能跟他去，我妈妈也表示不去。无可奈何，我爸只好进了干休所。自然而然，那些曾经得罪过的老战友们也都休息了，当然不会有啥好嘴脸，“包公”同志虽然在群众中名誉很高，可谁又能知道他还承担了些什么呢？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在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或许正蕴酿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住在同一个干休所原昆明军区后勤部的老干部告状，说薛登云在职时不准他们的子女调到身边，而他自己现在却在把家人调来他的身边，必须弄走。

这当然不是事实，因为他们所说的是我媳妇，而我们是在她调到昆明之后经人介绍认识的。道理和事实在那种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和你讲，其实我们没什么，可我爸爸显然还是被这些老战友们的这种报复行为伤到心了，他可能没想到他们会记恨成这样。这成了最后压在我爸心囗的大石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被挪开。

十、好人薛登云

我清楚的知道我爸爸在绝大多数普通人眼中是个好人，留下的印象和口碑都很好，因为我爸爸对下面的人真的是很好。

那个年代总医院的人许多人都说薛副政委是个好人，那个年代省建的许多人都说薛总代表是个好人。

曾经许多总医院的医生、护士、干事、工作人员都知道，如果你或你的家庭确实有困难，如果你真的有真才实学，想调动一下以便照顾家庭或者是发挥才能，你又没有什么“关系”，找薛副政委或许能办到。

没错，我的爸爸是个好人。记得在省建当军总代表的时候，就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难忘至今。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我们家忽然来了两个老人，是老夫妻俩。对我爸爸完全就是热泪盈眶的那种感激，而且非要为我爸做点什么事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感谢之情。

原来这两位老人是省建的老职工，家就在昆明市，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下面的地州工作，两位老人年纪渐大，想今后家里面得有个人照顾。老人几年来数次向上面请求，让儿子调回昆明以方便照顾家庭，均未能如愿。昆明是省会城市，那时候一名工人要从下面调上来，的确是很困难。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爸爸知道了到这个情况，就把他儿子直接调回了昆明市。

当老人的儿子回到昆明以后，他们就一定要到我们家向我爸当面表示感谢。老人说大家都知道我爸不收礼，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他家老太太洗洗刷刷是一把好手，洗几件衣服总不算是送礼吧？就非要让老太太替我们洗洗衣服，算是一点报答。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阻拦都不行，后来还是我妈说，算了，就随了他们把，如果不让他们做点什么的话，怕是他们心里会一直放不下去。记得他们先后一共来过两、三次，后来再来时我们实在不好意思了，就把所有的衣服藏起来，坚决不能再让他们洗了，如此方才罢休。

还有一次是省建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守在我门口拿了些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非要送给我爸。我爸虎着脸把他赶走了，第二天那个人又来了，趁我放学回家刚打开门，就把手上的东西放进屋子里就走了。我爸回到家后把那些东西一把给扔了出去，并且马上让人把他叫来把东西给拿走。

到省建“支左”本来应该是临时性的工作，可当到地方工作的“军代表”撤回来的时候，省建上上下下的人都不让我爸走。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部队与地方协商决定：我爸留下来，由军总代表改仼总经理。

然而，就在将要由军队改地方的这段时间，我爸爸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因此转地方的事情才没有成为现实。

我爸爸不是一个顾家的人，在他身上北方大男子主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从不做家务，其次是从不管家。那些个年代市场供应紧张，一切都凭票要证，定量供应，肉、菜、布、糖、烟、酒甚至于豆腐、绵线等等都是。军区总医院地处郊区，算是地广人希，每个科室单位都自己抽时间开上几块空地，用来种菜和栽果树以补不足之需。每当到了丰收季节，大家就高高兴兴的把劳动成果收获了按人头分了。那时我们小孩子太眼馋那些东西，可是，小伙伴们家家都分有蔬菜水果，独独我们家没有，从来没有。原因可能很简单，要么是我爸不要，要么是给了別人，反正就是没有，我们也不敢问。

在那个记忆深刻的“十年”期间，如果略去最后的两年，我们一家5口人甚至于都没有在“春节”的“大年三十”，齐齐整整地吃过团圆饭。因为爸爸妈妈都还在忙，每一次的年饭，爸爸都是和单位的战士、干部们在一起。那时我对过年过节的印象就是多拿个大点的碗，到食堂能多打两个菜，还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肉。因此后来的许多年，我对过年过节都没有太大的热情。

在省建当军总代表“支左”时，有一次有一个女工来找我爸爸认亲，说她们家也姓薛，她爸爸也是登辈人。我爸爸很高兴，就认下了这位姪女，我就多了一个姐姐，我们叫她莲姐，一直到我爸爸、妈妈去世之后我们都还有来往。只是，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莲姐在省建一直只是个油漆工，直到退休。

由于身体的原因，我爸爸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住院。有一次原先一个老部下的女儿来看望他，爸爸听说她父亲离开部队之后心情和际遇都不怎么好，并且已经去世了。爸爸流下了眼泪，说对不起她父亲。说如果当时他能够坚持顶住那些人的压力，她父亲就不会被迫被转下地方，后来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二次看见我爸爸落泪，第一次是毛主席逝世，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爸爸从来没有为他自己、为他的家掉过一滴眼泪。

那年我爸休息了，要把家从总医院搬到干休所。我爸第一时间就向我们宣布不得带走公家的仼何东西，一件也不行。我一直用着的有一个旋转式书架，我用习惯了很喜欢，家里的东西刚搬了一半，看看一直在监督的爸爸不在，我乘乱让人赶快搬上车。结果都抬到车面前了，还没来得及抬上去，我爸在后面一声吼：拿回去！结果我们用过的所有东西都留了下来，连一个小板凳都没有拿走。

现在每年我们当地的电视台都会评选一年一度的“春城好人”，每当我看着这些好人事迹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面黙默地说：我的爸爸就是个好人。

我知道，其实做个好人并不像别人看到的那么光彩，特别是领导干部，他需要牺牲和付出的东西太多。

十一、爸爸妈妈

我爸爸不是一个顾家的人，在他身上北方大男子主义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去世得早，从小我爸跟着出嫁的姐姐在对方家生活，对家庭的观念显得有些淡漠吧。那时候他首先是从不做家务，其次是从不管家。具体表现在从来不洗衣服、从来不做饭、从来不打扫卫生、从来不管孩子。

可是，我妈妈并不是一个传统型的贤妻良母，更不是个靠男人吃饭的家庭妇女。我妈有她自己的事业，她的原生家庭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书香门第之家。由于我外公死得早，外婆最宠溺她这个小女儿，上面又是两个哥哥，解放前家里面有地、有酒坊、有佣人，有带进院后花园的大宅子……从小就没做过什么家务。再加上那个年代提倡工作第一、家庭第二，因此我们姐弟三人从小都是靠保姆带大的，长到能上学了就基本上自强自立去了。

我爸爸找到我妈算是找到了对手，我妈妈学生出生，在上中学时才15岁就入了党，和我爸早年一样，做起了地下工作。思想进步，身体力行践行妇女解放，坚决反对大男子主义。

这下可好啦，日子一长两个人自然就有了扯不完的家庭矛盾。可他们又都是从小养成的性格脾气，都不可能轻易就改变，于是乎这些个矛盾随着时间也就逐渐激化了起来。记得在我还没有上小学以前，有一段时间只要是一到星期天，我妈就让我爸爸把我和我哥接走，让他也带带孩子试试。我和我哥当然愿意了，在我爸部队上可好玩了，到了中午就在部队食堂吃吃饭，晚上再给送回家。我上学前都是住在我妈妈她们单位分的房子。

那时候我爸爸是踦自行车接送我们哥俩，记得有时候接送我和哥哥的除了我爸，还有一个阿姨，记得好像是部队体工队的吧？高高的个子。那时候我爸最喜欢打篮球。有一次我在路上就睡着了，她还用军大衣裹着我抱着。也不知道这是我爸故意气我妈还是玩真的，反正那段时间我爸我妈还煞有介事地把我们三个孩子分了分，打算分开后谁跟爸还是谁跟妈。当然了，后来就没有了后来。

记得有一回我妈因为我爸不做家务真的是急眼了，把我爸爸换下的衣服放在大洗衣盆里把水倒上，放好蹉衣板和肥皂，把我爸人拉过来坐在小板凳上，一定要让他洗一次他自己的衣服。我爸气哼哼地坐在那儿，一支烟接一支烟使劲地抽，可就是不向衣服伸手。烟头扔了好几颗，最后还是犟不过他，我妈把盆里的衣服洗掉了。

我妈为了“惩罚”我爸从不做家务活的大男子主义，本来做家务就不怎么样的她，更是从来不学、不做我爸最喜欢吃的北方面食。什么蒸馒头、包包子、擀面条、包饺子等等，一样不学，一样不会。

这可怎么好？我爸是正宗的山西人呀，怎么能离得开面食呢？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没人做自己又不做，只好煎熬着自己肚子里的馋虫。等我和我哥慢慢长大了些，能做点事情以后，于是乎在某个星期天我爸能休息的时候，把我和我哥叫来一起帮忙，他自己捋捋袖子，破天荒地拿起了擀面杖，擀起了面。尽管我爸从来没做过饭，但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两次下来面条就做得还有模有样了，不但我爸学会了擀面做面条，我们兄弟俩跟着他弄也都学会了。每次我们父子三人都把我爸亲自擀的面吃得是满头大汗，自己做的嘛，香。

自从我爸无师自通学会擀面条以后，就开始琢磨起包饺子来了。北方不是有句俗说吗？“好吃不过饺子。”和面揉面好弄，但关键是饺子皮怎么弄？都不会呀！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兄弟俩在爸爸的指挥下，父子三人一起动手，买肉、买菜、剁馅、切菜、捣蒜、生火……。我爸先擀一块大面皮，然后找来一个大小合适的圆瓶子的盖子，用盖子往面皮上一压，一个一个的饺子皮就出来了。尽管操作方法不太正规，但效果还行，再把面皮包上馅相对就容易多了，我爸说：饺子不是拿来看的，丑点没关系，不露馅就行。于是从此我们家饺子可以自己做了，终于可以得意地说我家包饺子了。回想起我们父子第一次成功地包完饺子，煮好吃到嘴里，我爸那个高兴劲儿，我现在都想笑出眼泪……

而我妈妈如果赶上了也和我们一起吃，尽管并不喜欢吃面食，只是从来不学也不做。

十二、爸爸与我

我妈妈在怀着我的时候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爸爸妈妈觉得已经有我的哥哥姐姐了，算是已经儿女双全。再加上工作都是忙得顾不上家，因此最初并不打算生下我。天可怜见，也算是那个时代打胎的手段并不高明，妈妈吃过某些药物一段时间后，发现我仍然非常坚持地赖着不走，想想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就算了。而那时正好我舅舅还没有孩子，于是打算来个两全其美，把我生下来送给我舅舅不是正好吗？

可当我出生后，我那一惯信守承诺的爸爸一看是个儿子，立马反悔变脸，不送了，留着自己养。

我还幼小的时候真心害怕我爸爸，记得那时候爸爸每个星期只有星期天才回来，回来见到我就一把抓起来，在我脸上狠劲儿亲两下。感到人有些陌生不说，那胡子拉碴的扎得人生痛，于是就不愿意、就开始怕他，一见我爸回来就往我妈妈身后躲。我爸就虎起脸来假装对我吹胡子瞪眼，吓唬的结果就更怕他了。这种情况次数多了，我爸就还真有点小不高兴：这小子还像个儿子吗？又胆小又娇气，切！说实话，我小时候心里面跟我爸不怎么亲，在上小学三年级以前都还是有点怕他。只是后来越来越大以后，才慢慢的和我爸越来越亲。

可能是因为在娘胎里就遭受过“打击”，又拜那个年代所赐，连牛奶都才喝了半年就没有了，停止供应了。因此我从小体质就较弱，属于被当时嘲笑的那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类。

小孩子都有个共性，凡身体强健的大多也都活泼好动，且胆大脸皮厚，性格也多外向；凡体弱多病的大多胆小话少，且敏感多内向。我就属于后面的这一类型。因此上我爸爸主观上就认为我哥我姐能冲能闯，嘴有一张，手有一双，不用他操心。那个“十年”正好是我人生成长的时期，因此在我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本来就内向的我，有些封闭和颓唐。因此上我爸爸常常发愁我将来怎么办？这孩子体力上本来就差，嘴上功夫也不行，又不喜欢与人交往，对我的担心与关注也多一些。

那年我小学五年级（小学五年制）将要毕业升入初中，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那个年级只能有60%左右的学生可以进入初中，另外的40%左右的学生要留在小学再多“留学”一年。学校说要开个家长会，一来征求家长的意见，二来动员能留的尽量留下来。

回到家我跟爸念叨了念叨，告诉他我可能这次升不了初中，本来就不指望我爸会去学校，因为我们家爸妈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家长会。就连我上小学第一天都是姐姐注的册，牵着我的手送去学校，第二天开始就是自己上学放学了。没想到第二天爸爸真的去了我们学校，还带了个政治处的干事，两个穿军装的，再一介绍，那个架势确实有点吓人。而其实是我爸深怕我被“留级”，决定去学校时又不知道学校在什么地方，便找了个知道的人带了个路。

后来，学校说要凭考试进初中，120分为分数线，我考了127分，刚过。

我高中毕业，在当时的地区居委会待业，暂时无事可干，就顺便参加了高考。由于从小学开始就在“十年”运动当中，根本没读什么书，因此高考也就是重在参与了，考完连分都没去看。那时候我妈上班早出晚归，经常连晚饭都在单位吃了才回来，姐姐当兵哥哥下乡当知青，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我和我爸。我就在家天天买菜做饭，我爸就乐得意地吃我做的饭，不时夸我弄的菜好吃，还夸张地说他这很少把饭吃得这么舒心过。那段时间供应开始有所改善，并且市场上时有“出口转内销”的东西，比如冰冻羊肉、蛇肉等等。一晃一年多过去了，可我爸从来不提让我工作的事情，可我不行啊，待不住。我爸就说：你急啥，我还打算让你再做两年饭，没必要急着去工作。一听我就不干了，做饭？就非要闹着要工作。我爸没办法了，就问我想干什么工作？当工人啊，我说，爸爸没再说什么。

过了两个星期，地区居委会通知我：市电信局召工，他们推荐了我。

在检查身体时说我眼睛近视，告诉我准备退回不要。我回家告诉了我爸，并且告诉他电信局局长是部队上下来的，也是山西人。我爸爸一听是他们山西老乡，又是曾经在部队上的人，信心满满地说第二天要去找他。

结果当然是我没有被退回，顺利进入电信局当了学徒工。

后来我爸说他那天直接就去了局长办公室，可人家正好不在，说是在会议室开会。我爸就又直接找到会议室，让人把局长叫了出来，两人相互一看，不认识。一说话，都是乡音，再说起部队，都是一块儿从山西南下打仗打过来的，马上就亲近了起来，于是我爸就把我的名字写给了局长。

我二十五、六岁时，我爸看着我就发愁：这么大个人了，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怎么办？有一次干休所卫生所长过来给他检查一下身体，我爸就说起了我还没有对象的事，那卫生所长也是个热心人，就跟我爸说：刚好卫生所调来个护士，我问问她有没有对象，如果她愿意就给你家老三介绍一下。

结果，我和我媳妇就这样成了一家子。

十三、自豪与遗憾

爸爸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事情有两件：

第一件就是他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具体是什么时间我们已经不从知晓，只知道地点是在北京。

爸爸在向我们讲述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情景时，满脸放着幸福的光彩。至今我都还清楚的记得，我爸说：我们站好了队，不一会儿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就从右边走了过来，我们都拼命在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走在最前面，向我们微笑着时而点头鼓掌，时而向我们挥手。毛主席从我们的正前方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参加接见的每一个人嗓子都喊哑了，手掌都拍得彤红，都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第二件让我爸爸自豪的事情就是他当了一辈子军人，却没有当过一天士兵。就是说我爸没有当过战士，从入伍那天一开始就是当的军官。最早当兵就是文书，后来是小队长，再后来是侦察参谋，再再后来排、连、营、团一路向上。

爸爸这一辈子也有一件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由于他们“八路军”“武工队”政委，在日本投降当天夜晚的突然牺牲，以至于我爸爸参加“八路军”地下工作的那几年，没有被承认。又因为暗杀政委的凶手没有抓到，因此我爸受了一辈子的影响。

我们对我爸爸也有的一个遗憾：就是爸爸参加革命奋斗了一辈子，去世的时候没有盖上党旗。

那些个不愿回首的岁月已成往事，有时候人的情感真的是让你无可奈何，甚至于淡薄得让以后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都知道老一辈的人为了什么流血奋斗一生，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只有军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盖党旗。

而且，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爸爸临走时，甚至于不允许佩戴领章帽徽。没有办法，妈妈找来老式的红五星帽徽和红旗式领章，给我爸爸钉了上去，也算是了却一份心愿吧。我的爸爸在送走的时候，只是穿着一身绿色的65式军夏装，戴着65式的“三点红”红领章红五星帽徽。

这也是后来我对爸爸唯一的一个遗憾：没能好好送送他。对我来说爸爸走的太突然，家里面应该准备的东西都没有准备。那时的大脑都是一片空白，那时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慌乱、手足无措和无知。

好多年以后，我们将爸爸从大众公墓移到有“身份”标志的另一个公墓“军魂园”，与妈妈放在一起。那天我哥哥抱着爸爸的骨灰盒，我抱着妈妈的，不长的一段路我哥哥却感到了那么沉、那么重，不得不在中途休息了一下。后来我哥哥说：是不是爸爸不愿意来这个地方呀？

回首苍桑如海，从“军魂园”远望滇池浩瀚，此时此刻已是苍烟落照，相逢凭添一笑：看半江渔火，听几杵疏钟，梦一枕清霜。

                      后    语

                梅花傲薛天地宽，

                山寒难登名留芳；

                岁月如云空遗恨，

                唯赋文祭慰心伤。

今年，已经是爸爸离开我们的第37年了。

很早就想写我的爸爸，早先也写过，但那时带着情绪写下的东西难免有偏且不全。今年三月份得知山西老家我最小的堂兄也得了脑血栓，且说话困难。原本还打算找机会请教一些老家的问题，现在看来已无可能了。

在老家我有四个堂兄，如今只剩下了一个，还得了重病。想来爸爸的故事和“六花园庄”的历史旧事，如果我不写下来，只怕没人再能写了，那就将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连一丝浪花都没有。

写罢此文已是2022年4月15日，让我十分欣慰的是在“美篇”不但能够发表文章，而且还能将此文印刷成书。

仅以此书告慰我的爸爸，告慰我历代薛氏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