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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新和教授告诫：李华平不诚心做人、不专心治学，专走歪道》
2017年，韩军在线，学术讲座，好戏连台，精彩纷呈，名家云集。这些令人尊敬的专家，有著名特级教师，有全人教育奖获得者，有华人领读者大奖获得者，有教授、诗人、作家，有卓有成就的青年名师，（排名不分先后），荣维东（重庆），余党绪（上海），朱震国（上海），樊阳（上海），连中国（北京），李晓迎（香港），熊芳芳（深圳），李祖文（深圳），孙双金（江苏），刘恩樵（江苏），王开东（江苏），史金霞（江苏），洪劬颉（江苏），马玲（山西），汪洋（广东），方东流（重庆），江平（浙江），边建松（浙江），翟晓周（四川）。
韩军在线总第十六场讲座实录
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
2017年1月14日，20点
整理 杨敏莉
熊芳芳讲座实录：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
今晚的话题是”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
现在流行两种论调：你不是作者，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作者和他的作品，此其一；
其二，无限崇尚”多元解读“，无限制地"过度解读”对于第一种论调，我在《云霓》教学设计中说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虽然我不是丰子恺，却用丰子恺自己的人性观、人道观、生命观、生活观、政治观、战争观来解读他，这是建立在对丰子恺大量阅读基础上的逻辑推理。追求无限贴近作者的内心，尽管我们总不可能真正完全理解任何一个“别人”。但我们不能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推卸责任，消解基本常识。今人与古人、中国人与西方人，沟通的可能性、共鸣的基础，就是人性。蚂蚁不能理解人，是因为它不具备人性。如果“我不是丰子恺我就不可能理解丰子恺”，那我们的语文课可以取消了，语文老师可以下岗了，还讲什么庄子孔子鲁迅朱自清？我们什么都不是。
对于第二种论调，有人作出过回答。
孙绍振教授认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离开文本主体的绝对的读者主体论把读者主体推向极端，放纵自发性所谓“多元解读”，“其实，读者主体的心理图式的局限，对文本的‘同化’，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受到文本主体制导的”。
也就是说，多元解读并不意味着各随己意，自由发挥。我们对文本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荷塘月色》，除了人性的元素，也不能不考虑时代背景。
然而，完全用”时代“来诠释，也是不妥的。
百度“1927年”，你会看见当年7月的大事记：
3日 台湾爆发了“第一次中坜事件”。
13日中共决定从国民政府中撤出。
14日宋庆龄声明脱离武汉政府。
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共政变。
朱自清在北京清华园写下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25日 日本首相上奏日皇“田中奏折”，企图征服满蒙、中国和世界。
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竟然是一个与国际国内大事平起平坐的历史事件。
语文老师们在执教《荷塘月色》时，自然是不敢忽略“1927”这个时代背景的。没有人能逃离时代的漩涡，这是一定的，尤其是当时就生活在北平这一漩涡中心的人。
于是乎，朱自清的“颇不宁静”，“时代”就成了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注脚。数十年来，语文老师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
孙绍振先生在《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一文中讨论过在这种社会学的政治视角之外，还应有伦理学的人性视角，认为朱自清独自漫步月下荷塘，是为了感受“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以及“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脱”。
孙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很认同。不过，我们还需要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外，寻找更充分的证据。同时，在此之外，我还有另外的发现。
首先还是说说时代。
大多数语文老师对于朱自清既不选择“革命”也不选择“反革命”而是逃到国学的象牙塔里的这种“惶惶然”，一般都是用朱自清自己的这段话来进行诠释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封信》）
多一些阅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朱自清的“什么也没有明白”，其实是再“明白”不过。
继续看朱自清。
在《那里走》一文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
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1928年2月7日作，原载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江苏常州～庄凤娟（娟子）(664870040)20:16:35
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外，寻找更充分的证据。——广泛收集素材，大量论证。
熊芳芳(2212056052)20:17:09
@江苏常州～庄凤娟（娟子）是的，必须如此。解读文本不能仅凭主观想象。）
所以我才会在当当网上买了影印版的《云霓》，用手机拍照，然后制作成PPT，不仅是想要解答学生的心中的疑问，也是为了解答我自己心中的疑问。我必须知道画册《云霓》到底在表现些什么，才能理解丰子恺想要用它来干什么。
继续朱自清。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能够看见一个“明明白白”的朱自清。他十分清楚各种利害关系，并十分清醒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就如同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的签名，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所以，朱自清固然难以逃离时代的漩涡，但在重大选择面前，他从未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他心里“颇不宁静”，绝非仅仅时代的原因。
要相信灵魂深处有风景。作者能够有写作冲动，灵魂里面一定不会是古井无波的。
而且，如孙绍振先生所说：“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对此，孙绍振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是更深入的诠释：“我们讲文学是人学，然而却往往忽略了人的丰富性。文本解读关键是对人的理解，而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课文的时候往往把个性抽象化，把文章最生动、最深刻的地方遮蔽住了。一是用社会背景去遮蔽，二是用作者整个的人格去遮蔽。其实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创新，每一篇经典的作品都有作者自我的一次提升。有的时候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半小时。在诗歌中，甚至就是一秒钟，自我情绪的一个眨眼间的转换。……贴近自我不等于贴近这个人的一生、一辈子，不等于贴近他概括的人格，不是的，有时仅仅是贴近他瞬间变化的心灵。”（《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
这“瞬间变化的心灵”，也就是朱自清所说的“刹那主义”。朱自清在1922年致俞平伯的信（原载《我们的七月》)中说：“我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须“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
所以，要真正理解朱自清“这几天”的“颇不宁静”，还要警惕着，与社会背景保持适当的距离，与朱自清的整体人格保持适当的距离。
母语教学的底线是语言文字的教学，但语文教学不能止于底线。语言是手段，是载体，却不是终极目的，它只是路径。中国人学英语，就是只追求基本运用，语法正确，能够独立阅读并与人交流。中国人学母语，追求的应该是什么？
朱自清说：“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母语——民国三大家论语文教育》，杨斌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33页）
再说说自由。
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时为何要独自漫步于月下荷塘？“自由”当然是最大的理由。
这种自由，就是退出一切角色，在独处中邂逅自己的灵魂。
首先是退出社会的角色。“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可以不动手——白天里一切的案头事务，此刻都可以不理；可以不动口——白天里一切需要敷衍应酬的话语，此刻也不必挖空心思应对；甚至可以不动脑——什么都可以不想（当然，也有“什么都可以想”的自由）。
而白天，倘与生人相处，“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朱自清《沉默》）
其次是退出家庭的角色。即孙绍振先生所说的“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解脱”。
朱自清在《沉默》中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朱自清称这种美好的境界为“无言之美”。
人性是相通的。所以我前面说：“今人与古人、中国人与西方人，沟通的可能性、共鸣的基础，就是人性。蚂蚁不能理解人，是因为它不具备人性。如果“我不是丰子恺我就不可能理解丰子恺”，那我们的语文课可以取消了，语文老师可以下岗了，还讲什么庄子孔子鲁迅朱自清？我们什么都不是。
继续看
朱自清为什么要退出家庭角色？
朱自清拥有怎样一个家庭呢？我们来看他在《儿女》一文中的描述和感慨：
看朱自清自己怎么说：
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
看看朱自清的餐厅场面：
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
这种混乱，并不仅仅发生在吃饭的时刻。
朱自清继续说——
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朱自清：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1928年6月24日晚写于北京清华园的《儿女》，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是不是很分裂？
他在《忏悔录》中说：“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错误在于：由于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去教育，让他们成为工人或农民，而不成为游民或者追逐钱财的人。我当时这样做，还以为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图的书中描写的共和国的一分子。……由于我这样做，他们才没有遭到他们的父亲的这种命运，才没有因为我迫不得已而抛弃他们，使他们很有可能沦落到我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地。”“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忏悔录》第八卷，李平沤译）
以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逻辑，你很难理解卢梭的这段自我辩解。
然而无论是出于主观的无奈还是客观的无奈，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具有天赋之才的人，往往更注重自我的生命完成和价值实现，对他们而言，家庭，孩子，往往是拖累，是束缚，甚至是障碍。所以他们的人生，往往无法以庸常的道德观或价值观来衡量。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养育后代，而是为了实现自己。
或许我们还记得这段对话：
“你每天干什么？”
“放羊。”
“放羊为了什么？”
“挣钱。”
“挣了钱呢？”
“娶媳妇。”
“娶了媳妇呢？”
“生娃。”
“生了娃，让他干什么？”
“放羊。”
……
然而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活着的目的不是繁衍和养育后代，而是将自己的天赋之才发挥出来，完成自我，实现价值，而且，非如此难以为安。所以许多西方名人独身终老，或者即使有孩子也不尽抚养义务。
较之中国人，西方人更我行我素，较少道德评判，所以在做选择时更自由更有勇气。但中国人，即使有天赋之才，往往也难以纵身一跃，只为自己任性而活。结果往往就是，因压抑自我而走向庸常，或者顾此失彼造成伤害（像梁启超这样的成功案例是十分鲜见的），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就是一个明证。
朱自清在1928年2月写作的《那里走》中说：“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
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这样繁琐平庸的日常生活，销蚀着他的精力、才情与生命，加上一帮年幼的孩子“成日的千军万马”，一个人被世俗生活严重拖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业，无法投注自己全副的精力与超脱的灵魂，内心自然会“颇不宁静”。
说了时代，说了自由，现在再来说说江南。这个可能才是最核心的。
心里“颇不宁静”，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月下的荷塘漫步，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要在末尾连续引用两首关于江南采莲的诗词？为什么“到底惦着江南”？江南，与他的“颇不宁静”有无关系？什么样的关系？
同样是从江南来到北平，郁达夫如鱼得水，朱自清却一直“水土不服”。郁达夫是为了饱尝故都的秋味而来，他情愿折去寿命的三分之二，来换取北国秋天的驻留；朱自清是为了现实生活而来，他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以生命来换取家小的生活。前者追求赏玩到十足的浓郁与极致；后者追求恰到好处的朦胧与中庸。前者是审美的动机，后者是实用的动机。
简单来说，朱自清离开江南，是出于稻粱谋，是生活的无奈，江南，才是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才是他灵魂最深处的归宿。他的“颇不宁静”，因江南而起，又因江南而息。
根据《朱自清年谱》记载，1920年8月，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朱自清携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就聘吴淞中国公学国文教员，不久，中国公学起风潮，朱自清先生转到上海，中国公学风潮结束后，到浙江一师教书。1922年初春，前往台州浙江省第六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3月，朱自清由他的北大同学周予同（温州市瑞安人，历史学家）介绍，来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任教“国文”，又在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兼教“公民”和“科学概论”。当时在温州，教师一个学期只领齐三个月工资属司空见惯。朱自清要养活全家五口，又要赡养父母，从朱自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经常向马公愚、马孟容借钱。
1924年2月，他迫于生计只身前往宁波的省立四中任教，但把家属留在温州，以省去一笔搬家费用。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战乱，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盘踞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也属直系，为配合齐燮元，便命其师长彭德铨率部抄袭浙南，宁波的省立四中因战争暂时停课，朱自清面临失业的威胁，正巧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委托夏丏尊物色一名国文科教员，夏丏尊向他发出热情的邀请，才使他有了一个谋生的机会。
1924年3月，朱自清前往白马湖春晖中学兼课，9月，春晖中学正式聘用。10月，赴白马湖春晖中学布置住家。朱自清本以为此番应该可以安定下来了，可是11月20日至年底，春晖中学起了风潮，学校提前放寒假，开除学生28人。由于风潮事件，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等人集体辞职离开春晖园。暂时没有合适去处的朱自清虽然留在了春晖，然良朋散尽，他也已下定了离开的决心，他在日记中说：“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
1925年，他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中说：“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
同年，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因前在北京实在太苦了，直是住了那些年，很想再去领略一回。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次月，他又给俞平伯去信说：“弟倾颇思入商务，圣陶兄于五六月间试为之。但弟亦未决。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受益，故颇倦之。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此时，清华大学正托胡适物色教授，胡适找到了俞平伯，但是俞平伯没有去，他推荐了朱自清，得到了胡适的应允。在迷惘中彷徨的中学教师朱自清倏然间华丽转身，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实在始料不及。
9月4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感谢：“适之先生：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自维力薄，不知有以负先生之望否！……”就这样，1925年8月暑期过后，朱自清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结束了长达五年的辗转。
按理说，在江南这几年的颠沛流离，应当是痛苦的记忆，然而朱自清在《一封信》中说：“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
而且，他在《说梦》一文中说：“我在江南时，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团地睡到天光；……北来以后，不知怎样，陡然聪明起来，夜夜有梦，而且不一其梦。……却做不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梦！成夜地乱梦颠倒，醒来不知所云，恍然若失。最难堪的是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不去；忽然双眼一睁，如坠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墙上痴痴地等着！我此时决不起来，必凝神细想，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着些什么而已。”
有一天，他实在闷得慌，乃决意进城去，在海淀下了汽车，找了一个小饭馆，“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酒入愁肠，情动于衷，就在那桌上写了一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地飞扬！”
为什么江南的记忆在朱自清心中挥之不去？仅仅因为那是他的故乡？
在更多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离开江南去往北平，对朱自清来说，变化的不只是自然环境，更有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
再具体一点说，令朱自清魂牵梦萦挥之不去的，也许不是整个江南，而是白马湖，是他在春晖中学做中学教员的那段短暂的最美时光。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使得朱自清魂牵梦萦呢？
首先是自然美。
他写于1924年4月12日夜的《春晖的一月》中，有这样的句子：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大家是否注意到文中“一条狭狭的煤屑路”？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条煤屑路带给他的新奇感受，是最接地气的质朴清新的感受。《荷塘月色》中，沿着荷塘，也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朱自清却偏偏选了这条“幽僻”的路，去月下漫步。
是怀旧么？还是希望能够沿着熟悉的小路，在想象中重回往昔的白马湖？又或者，荷塘本非荷塘，白马湖亦非白马湖，它们都只是人类回归自然的原始欲望。
海德格尔说：“城里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源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
我想，这就是朱自清需要独处的更深层的原因，不只是要逃离社会角色，也不只是要逃离家庭角色，而是人类在灵魂深处的一种需要：超脱肉体和物质的沉重负荷，进入诗与思，进入自然的本真和存在的本质。也就是朱自清所说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
请注意：文人笔下的故乡总是有意无意地被自己美化，朱自清的“江南”也不例外。当现实不尽如人意时，愈发怀念“故乡”，但真实的“故乡”真的那么美好吗？其实作者心里是清楚的，读者不能“上当”，那是他的精神乌托邦制造的幻想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故乡就在那里，怎么回不去呢？回不去的只是自己心造的故乡而已。
同时，深入《荷塘月色》的文字，我们会发现，江南情结，成了朱自清的精神印记。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了如题所示的五种意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写了五种意象：柳、莲、水、月、夜。
注意了，现在要解决底线的问题了。
前面我说过了，母语教学的底线是语言文字的教学，但语文教学不能止于底线。语言是手段，是载体，却不是终极目的，它只是路径。中国人学英语，就是只追求基本运用，语法正确，能够独立阅读并与人交流。中国人学母语，追求的应该是什么？
自清的回答是：“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母语——民国三大家论语文教育》，杨斌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33页）
周国平先生也对教育的目标进行了一个清晰的梳理，在《教育的七条箴言》中他列举的第一条箴言就是：“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周国平先生如是说：“这个论点由卢梭提出，而后杜威作了进一步阐发。‘教育即生长’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教育的本义，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例如知识，灌输进一个容器。苏格拉底早已指出，求知是每个人灵魂里固有的能力。当时的智者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本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苏格拉底嘲笑道，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懂得了‘教育即生长’的道理，我们也就清楚了教育应该做什么事。比如说，智育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要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灌输规范；美育是要培育丰富的灵魂，而不是灌输技艺。”（《周国平论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4页）
大师们（注意啦，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哈）都在提醒我们明确一件事情：知识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知识只是底线；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掘学生生命当中潜在的可能性，并为其生长助推。语文教学的本质目标不是绝对知识，不是最终结论，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应当拓展出足够开放的空间，从而提供能不断地与各种人、事、物相遇的道路，发展思维，涵育情感，这才是语文教学的上线。
刚才我们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了如题所示的五种意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写了五种意象：柳、莲、水、月、夜。
三处柳：“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我相信朱自清绝不至于只认识杨柳一种，但除杨柳以外，其他树的名字，全都被朱自清忽略。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这一处简直是率真可爱的孩子气——将自己不喜欢的灌木妖魔化，丑化；杨柳的倩影却像是一幅画。
“参差”“斑驳”“黑影”“峭楞楞”“鬼”；“弯弯”“稀疏”“倩影”“画”，用词的审美情感迥乎不同。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再次忽略其他树，而且，即便是在烟雾中，朱自清也能辨出杨柳的丰姿。
柳，即“留”，语文老师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对江南的深深依恋，大约一开篇即在这杨柳的意象中弥漫开了。
再看两种莲：实景、虚境。朱自清花大量笔墨用各种手法描绘了清华园里荷塘中莲的实景，文末又连续引用两首关于莲的古诗词，营造了婉约清新明艳轻快的虚境。
“采莲是江南的旧俗”，朱自清的江南情结和浩渺乡愁，只有清华园的荷塘略能抚慰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正如他所说的，“心的旅行又不以表面的物质世界为限”，“心的旅行也不以存在的世界为限”（《“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魂里梦里能够暂时回到江南，也是好的。
再看第三种意象——水
略有遗憾的水：“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无水不江南，这是清华园荷塘的小遗憾，也是令朱自清最终还是免不了要惦着江南的重要原因。不过，好在有“流水一般”的月光加以弥补。
再看第四种意象——月
恰到好处的月：“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酣眠与小睡，是类比的手法，意思是，月光朗照如同酣眠，固不可少；淡云轻笼的朦胧月光如同小睡，也别有风味。郁达夫不喜欢的“半开、半醉”的状态，正是朱自清欣赏的情调。“隔了树照过来”的月，就像一位画师，画峭楞楞的“鬼”，也画婀娜的柳的“倩影”。“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妙用通感，让月更具艺术的美感，如画，如诗，如曲。而“苍茫的月”，又让朱自清的心有一种水融于水的归属与契合。
周国平先生也对教育的目标进行了一个清晰的梳理，在《教育的七条箴言》中他列举的第一条箴言就是：“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教学相长
第五种意象——夜
翻转世界的夜：夜，对于朱自清而言，是“另有一番样子的世界”。夜是翻转世界的契机。一切在白天被搅乱的，夜为我们抚平；一切在白天被损耗的，夜为我们弥补；一切在白天被无视的，夜为我们呈现；一切在白天被麻木的，夜为我们复苏。朱自清在夜里，收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世界。虽然“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虽然“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但朱自清所要的世界，本也不是蝉蛙的世界。在这样的夜里，他回到了回不去的故乡，也看见了看不见的远方。
使得朱自清魂牵梦萦的，并不只是江南的自然美，在白马湖，那种志同道合的醇厚友情才是他觉得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的根本原因。
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等都是朱自清在春晖结成的莫逆之交，他们之间的友情比白马湖水更深、更广、更纯净。
在朱自清答应到春晖中学来之后，丏尊遂将此消息刊于《春晖》半月刊：“本校于寒假前聘定朱自清先生为国文教员，分授一组，朱先生兼任第四中学国文课，闻不久即可来校。”
3月2日，一个“微风飘萧的春日”，朱自清来到春晖中学执教。当时《春晖》半月刊记载了这条消息：“本校本学期添聘的国文教员朱佩弦先生，自本月二日起到校就职。”
朱自清第一天去上课，夏丏尊带他进教室，向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介绍说：“朱先生年龄比我轻，但学问比我好。上学期我已介绍几篇他所写的文章给你们看，不是都觉得很好吗?现在请他教你们这一年级，我仍教一年级。”一番话使学生对新来的先生肃然起敬，朱自清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重点来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自清初到清华时遭遇的淡漠。
他几经辗转赶到当时的教务长张仲述先生家里：“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初到清华记》）字里行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一种隔膜与淡漠。
在白马湖，朱自清一有空就和丰子恺、朱光潜等到夏丏尊的“平屋”去坐坐，赏花；好客的主人又常常留客人吃饭。朱自清不禁产生“如归”之感。
在《白马湖》一文中，他深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原载1929年11月1日《清华周刊》第３２卷第３期）
一次，夏丏尊、丰子恺同在朱自清家闲谈，丰子恺见桌上有现成的笔墨，便为朱自清刚满4岁的阿菜(采芷)画了一幅肖像。朱自清见画上的阿菜实在神似之极，爱不释手，说，此画我有用，请夏丏尊写几个字。夏丏尊即在画的上方题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后来(1928年)朱自清将此画制版，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页。
丰子恺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取材于白马湖畔友人聚会，一边饮酒一边闲聊，直到新月如钩，友人散尽。
美学家朱光潜在回忆文章中曾说，当时“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下写成的。”自古文人相轻，他们却是文人相敬，相惜，相助，相促，当时的春晖中学，可谓群星璀璨，人文荟萃，一时无两。
这样的人情美，才是朱自清留恋江南，留恋白马湖的重要原因。
不仅仅是同事朋友之间，师生之间亦如是。他在《春晖的一月》中说：
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
江南带给他的，不只是自然美、人情美，还有生活美——
朱自清一到春晖，便“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以其丰富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自编教材，驾轻就熟，将课上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很受学生欢迎。俞平伯1924年3月10日应邀到白马湖春晖中学时听他上课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评价说：“学生颇有自动意味，胜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及上大(上海大学)也。”
为使学生扩大视野，春晖中学于春秋两季均安排旅游。朱自清热心此举，认为学生有必要接触更广阔的社会。1924年10月下旬，他和匡互生等先生率领第二团由学校动身，乘民船过绍兴到杭州作为期一周的秋游。出发前，朱自清布置学生写“途中见闻”的作文，要大家留意身边的事情；途中，朱自清和学生吃住在一起，给学生讲述沿途景点、传说故事、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学生被深深吸引。到了杭州，旅游中，他又与学生一起漫游景点，登山游湖，解释景点的诗文，杭城之游结束，学生增长了许多见识，回校后写出了一批好文章。
为了培养、激励学生的写作热情，朱自清在作文的批改上很肯花工夫。虽然他在春晖、宁波两地兼课，课程排得满满的，但批改作文从不草草了事。如上面提到的学生文章里的好句子，他都用圆圈圈出来，特别欣赏的打上双排红圈圈。好的文章亲自挂到教室里介绍给学生，让他们“观摩”。并制作“写作成绩升降表”，鼓励学生投稿给刊物。
学生们常去他住处求教，他每问必答，绝不敷衍。因为来访的人多，朱自清索性在屋中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们环桌而坐，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长达数小时之久，深得学生的欢迎。
朱自清在白马湖的教书生涯，虽然清苦，但课堂对他和学生来说，是一种幸福生活。
重点来了——
看重点——重中之重：
然而到了清华之后，他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
他的学生吴组缃在《佩弦先生》中说：“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朱自清的嫡孙朱小涛在《“匆匆”而去，“背影”长留》一文（《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24版）中写道：
1931年到1936年的日记里，有三则都是写他夜里做梦的，奇怪的是，这三则日记所记的三个梦竟然是同一个内容：
1931年12月5日：“……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三则日记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前两则是在英国游学时所写，后一则写于清华大学，这期间，他也由中文系代理主任正式担任主任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而竟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祖父做事做人本就极其认真严谨，从日记中可看出他永远觉着自己资质一般，不够聪敏，也不够勤奋努力。他不时地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到清华大学后，心理压力就更大了。一来教非所学。他是学哲学的，但教的却是国学。二来他只是个本科生，而清华大学却是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之地。三是清华大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学术竞争环境。再加上他自己由中学教师升格为教授，由教授又任系主任，他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压力越来越大。
他担心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落伍，曾几次提出辞职，想专心治学。他不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学习。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如此看来，离开江南进入北平，朱自清虽然结束了肉体的辗转，却从未结束心灵的辗转，他后半生一直活在自己的鞭影之下，这让他身心俱乏。
于是，那个缥缈的江南，那个遥远的白马湖，便成了他心中一个唯美的梦境，一个浪漫的天国。在北方清冷的园子里，他到底惦着江南了，而江南，到底只能在魂里梦里方能抵达了。
他的“颇不宁静”，除了时代的因素，除了家庭的因素，也许更多是因江南而起，又因江南而息吧。
朱自清是个知足的人，魂里梦里能再见一见江南，园子里有这方荷塘能时时让自己见些江南的影儿，也是一种慰安吧。
努力贴近作者，追求无限贴近。
尼采曾经发出这样的质问：“他们必须给每个对课程有兴趣的学生上课，并且日复一日，有固定的钟点。请问，一个哲学家真的能够良心坦然地承担起这一责任，每天都有可以教给别人的东西吗？”
哲学家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我们语文教师面临的问题：我每天都有可以教给学生的新东西吗？
孙绍振教授曾说：“在语文课堂上重复学生一望而知的东西，我从中学生时代对之就十分厌恶。从那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我当语文老师一定要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是一望而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来。”
冒险、颠覆、另辟蹊径、洞察本质、探索神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语文课如果缺少了这些元素，它就疏远了人性。
疏远了人性的课堂，也必被人性所疏远。
文本解读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课堂教学，但它为课堂教学创造了一种可能，它能够体现一个教师可以向生命开放出来的空间，以及思想有可能抵达的远方。
文本解读，在教学设计之先。
自己尚未读出个子丑寅卯来，如何设计课堂教学？
我曾经在回答一些老师的提问时说过，我会反思我的教学，然而我会更多地反思我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有内涵了，我的教学就会有内涵；我的生命有高度了，我的教学就会有高度。所以教学永远只是一个枝节的问题，而不是根本的问题。
正如木心所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
也正如周国平所说：“一切有效的阅读不只是接受，更是自我发现，是阅读者既有的内在经历的被唤醒和继续生长。”
有怎样的内在经历，就会有怎样的心灵视野。
解读一个文本，解读一个人，就是一种相遇。遇见灵魂深处的自己，或者自己的一部分。
再来说说《雷雨》
2013年10月，广州市骨干教师每人要到对口支援学校讲一节示范课，我被安排在从化中学。根据教学进度，我选择了经典篇目《雷雨》。
这一课，2004年的时候，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也讲过公开课。时隔十年，对人生，对人性，对爱情，对婚姻，对社会，对阶层，对理想，对现实，对价值，对信仰，我的看教材是节选，但我打算对学生做整本书的导读教学。我希望他们能够从整体上去了解这部天才的作品，即使一节课只能浮光掠影，我也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兴趣，课后自己去深入阅读。法早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再读《雷雨》，人生的真相便如一幅画卷在我眼前历历展开。
这样的定位让我在设计教学时感觉有些艰难。45分钟里需要传递的信息很多，但可以传递的内容有限。什么是最重要的？必须有所取舍。
做取舍有个前提，那就是要有一个做取舍的标准。解读一个文本，准备向一个文本下手的时候，我会首先看它是什么性质的。就如同一个雕刻家，对于他面前的那个原材料，他需要首先了解这是一块石头？木头？金属？还是玉？抑或果核或者头发丝儿？不同性质的材料，需要不同的工具和手法。解读文本也是如此。文体不同，教学的侧重点不同，教学方法也有不同。
《雷雨》是剧本。剧本就是戏剧的脚本。
戏剧人类学认为：戏剧不仅仅只是审美，它被人类创造出来时，首先是为了自己生命的需要。古希腊的《酒神祭》就是为了人的生产和农作物的生产丰收而举行的祭祀仪式，这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人类的情感要表达，要宣泄，要交流，要调节，也就需要艺术，这是一种生命的需要。
《雷雨》显然是一个悲剧。
雪莱说过一句话：“最动听的歌讲述的是最悲哀的内容。”似乎越是悲哀的内容，越是动听，越是打动人心。悲剧的审美力量似乎比喜剧更强。
然后，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后来出现的正剧（法国思想家狄德罗和剧作家博马舍称之为“严肃剧”），都需要有集中尖锐的戏剧冲突。
戏剧冲突是戏剧文学最基本的审美特征。伏尔泰认为，每一场戏必须表现一次争斗；黑格尔把“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看作是戏剧的“中心问题”；在中国戏剧理论和批评中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戏剧冲突在戏剧文学中一般有这样几种类型：A、主人公与自然力量之间；B、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C、主人公与社会力量之间；D、人物自己内心世界中两种矛盾力量之间的斗争。
对于剧本来说，戏剧冲突主要靠台词来呈现和推动。
戏剧的台词一般包括对白、独白和旁白。有时候人物还会使用潜台词。譬如：
鲁（泪满眼）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朴你想见他？
鲁嗯，他在哪儿？
朴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
鲁不过是什么？
朴他很大了。
鲁（追忆）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
朴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鲁哦，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么？我不会那么傻的。我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母亲只给自己的儿子丢人么？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我只想看看他，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你不要怕，我就是告诉他，白白地增加他的烦恼，他自己也不愿意认我的。
朴那么，我们就这样解决了。我叫他下来，你看一看他，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这里周朴园有两句对白都是用的潜台词，第一句：“不过是——他很大了”，这一处，鲁侍萍还没听出来他真正的意思，还以为他在跟自己叙旧呢，居然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之中，他只好进一步提醒第二句：“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这一次，鲁侍萍才听出了弦外之音，原来，他是担心她要跟儿子相认，揭穿他的画皮，摧毁他在儿子心目中的威严和地位。
潜台词往往比显性的对白、独白和旁白更具表现力，因为它是人物灵魂深处的运动。
由此，我确定了我的教学目标和切入角度：从人物台词入手，梳理故事情节，分析矛盾冲突，从而理解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心灵欲求。
我仔细阅读体味曹禺的《雷雨》自序，又读了李健吾谈《雷雨》的文章，还上网查了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的相关活动和资料，看了导演王延松的《雷雨》说戏，读到曹禺高中时代在南开中学发表过的一首诗：《不久长，不久长》……
重读《雷雨》，我为我的教学设计写下了这样的题记：
若我们尚未寻得“存在的意义”，我们就只能慌不择路地去寻求“存在感”。
《雷雨》中充斥着的种种爱欲，归纳起来不过是四个词语：生存，梦想，自由，爱情。而这四个词语，只是用来对抗衰亡，对抗虚无，对抗压迫，对抗孤独。这一切，都不过是尚未寻得“存在的意义”的人们在慌乱中拼却了性命去寻求的“存在感”。然而，一旦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人们便可以为了这个意义而放弃存在感甚至存在本身。
10月22日，从化中学，一堂绝对真实的家常课。
我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公开课之前不跟学生见面，不布置预习题，保持课堂的原生态。只要该班的语文老师给点时间让学生把课文读一遍即可。我很喜欢在一个陌生的情境下跟一群陌生的学生进行这种绝对原生态的瞬间对接。
然而这一次有点小意外，学生连课文都没读一遍。好在，我这次的课堂定位本来就是导读课：向学生介绍整部《雷雨》的概貌，以激起阅读兴趣，促使他们课后去阅读原著；同时引导思考，理解人性。我关注的本来就是原著的“整体”，而不是课文节选的“局部”。
因为是导读课，所以我摒弃了数十年以来讲《雷雨》十分流行的分角色朗读的传统做法（这样的局部细节处理太花时间），而是着眼于对全貌的了解和对内涵的思考。
不喜欢一开课就单方面没来由地煽情，所以简单而直接地导入：
课文读过一遍的举手。……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四个五个，八个？十个。哦，只有十个人读过课文。那么我再提一个更高境界的要求或疑问：有没有把《雷雨》整部剧作看完的？请举手。有没有？（笑）一个也没有了。那么看过《雷雨》的电视连续剧或者电影的，举手。（意外，笑）也没有？好吧，那么，有没有看过周杰伦主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生（齐，大声）：有！
师（笑）：这个倒看过了啊，好，周杰伦的粉丝啊。这个情节跟《满城尽带黄金甲》很相似，应该说，张艺谋的那部影片，很多东西是从这个《雷雨》套用、化用而来，有些情节几乎是抄袭。
既然是“零基础”，我只好“抄近路”，借由他们的偶像周杰伦来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了解《雷雨》的基本情节，并激发他们的兴趣。
然后介绍最基本的信息：
作者曹禺，我老乡喔。我是湖北荆州人，他祖籍湖北潜江。他生于天津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原名万家宝。他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欢戏剧，他自己表演过戏剧，而且他是反串喔！大家知道《娜拉出走》吗？易卜生的戏剧。他演女主角。然后他的大学，一开始是在南开大学读政治系，第二年他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雷雨》是他的处女作，是他在23岁时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时完成的处女作。之后又相继完成了《日出》和《原野》。这三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而他的作品，尤其是《雷雨》，是我国戏剧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曹禺本人，也被我们称为……（笑）猜猜看，称为什么？
生：中国戏剧的奠基者。
生：戏剧之父。
师：如果拿他跟西方的某个戏剧作家相提并论的话，你觉得可以是谁？
生：莎士比亚！
生：中国的莎士比亚！
师：对，中国的莎士比亚。很好。
据从化中学的老师说，这个学校的生源是D类，也就是说是被筛选之后剩下的。但孩子们还是表现得很令人欣喜。
接下来，介绍人物关系：
人物不多，但是关系挺复杂。周朴园，梅侍萍，旧情人，他们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周萍，小儿子叫大海。后来，梅侍萍被周家赶出门，周朴园娶了这个繁漪，他们才是合法的正式夫妻，他们生有一个儿子，叫周冲。侍萍几次遇人不淑，后来嫁给一个无赖鲁贵，生了一个女儿，四凤。那么大海和四凤就是——
生：同母异父。
师：异父兄妹。对，然后四凤跟着他在周家做管家的父亲去周家做了女仆……
生（齐叫）：好乱啊！！
师（笑）：哦，很混乱是吧？
生（齐）：是啊！
师：然后，周朴园的大儿子周萍，跟周朴园的妻子繁漪，他们的年龄相差只是六七岁而已，所以他们两个相爱，演绎出一段乱伦的悲剧。但是这个周萍后来爱上了四凤，然后周冲也爱四凤，但是周冲是单相思，听明白了吗？
生（前后左右议论纷纷）：听明白了。
师（笑）：是不是很复杂啊？好，我们知道戏剧有个“三一律”，它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单位里，比方说《雷雨》，它就是在整整一天，一昼夜的时间以内，在一个城市里——20年代的旧上海，演绎了两个家庭两代人三十年来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人伦爱欲，甚至阶级斗争。很复杂的情节，那么，你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情节呢？是爱情？还是阶级斗争？
生（齐笑）：爱情。
师：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爱情。在这部戏剧里边，我们看到很多种爱情。
我就猜到他们会选”爱情“，哈哈，小心机，大圈套
由人物关系自然过渡到情节，进入矛盾冲突的分析，从而带动人物分析和主题理解。
接下来从人物台词的品读来讨论分析三种爱情：
单相思：一个人的爱情（周冲）
半生缘：两个人的爱情（周朴园、鲁侍萍）
三角恋：三个人的爱情（周萍、繁漪、四凤）
让学生把课文从66页到72页的内容读一遍
讨论
师：你觉得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真的呢还是假的？我想请问女同学，如果你是鲁侍萍，你会相信周朴园吗？
一些女生在下面纷纷说“不会”。
师：不会？说说理由！为什么不相信他？他不是表现得很真诚吗？又要穿旧雨衣，这间房子又不准下人随便进来，窗户也不能随便打开，一切都保持着三十年前的旧模样……
一女生：当侍萍问他想不想见一见她的时候，他连忙说“不，不，不用”，很决绝的态度。他根本不愿意见她，不想她介入他的生活。
师：他只是想要保持一种美好的回忆，一种美妙的念想，根本不想把它变为现实，是吧？（女生点头）他态度决绝，所以你不相信他。很好，请坐。其他女同学呢？你信他吗？
一女生：我觉得我是不相信他的。因为他虽然想要打听侍萍的下落，可是当侍萍说到“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被赶出周家的时候，周朴园的反应是“汗涔涔的”。我觉得他对她只有愧疚之心而已。
师：哦，他是做了亏心事，心里面有愧疚而已。所以他汗涔涔的，根本就不敢面对过去所犯下的罪孽，所以并非想要真的见到她。所以你也不相信。好，请坐。其他同学呢？再找个女同学说说你的见解。
一女生：我觉得这是一种错爱，不是真爱。他是为了娶一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就把她赶出家门，刚生完孩子就赶走她了。
师：也就是说，他不顾她刚生下孩子，大年三十就把她赶出去了。这是相当绝情相当冷酷的。如果他心里有一点爱有一点人性的话，他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是吧？（生点头）可是周朴园说他怀念了她30年，半生的情缘。你如何看待这种怀念呢？（点击幻灯片中的人物台词及人物行动）
周朴园用儿子的名字来纪念他的母亲，他屋子里的家俱多半是侍萍从前喜欢的东西，搬了多少次家，总是不肯丢。他一直保持着侍萍生完孩子以后夏天关窗的习惯，他的桌子上面，永远摆放着侍萍的相片。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总是拿起侍萍的相片，戴上眼镜看。甚至跟繁漪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把相片拿起来，繁漪问他拿这个做什么，他说：“后天搬家，我怕掉了。”
为什么周朴园如此眷恋曾经的侍萍，而不能与繁漪产生新的爱情？
讨论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周朴园堪称情圣，矢志不渝，而是繁漪这种有独立自由的新思想的女人，给不了侍萍所能给予他的那种绝对崇拜、将他神圣美化到极致的满足感。所以周朴园爱的不是侍萍，而是侍萍心中的那个被美化到完全和神圣境界的自己。除了侍萍，没有任何一个人这样爱他。周朴园心里有许多真实的怀念，但这是一种灵魂取暖式的需要，是一种吸血鬼式的索取，他要从别人的爱里边来获取一种生命的滋养。所以周朴园爱的是爱情本身带给他的那种滋养，而不是爱这个人。所以，这个不是真爱。
那么，“三角恋”中有没有真爱呢？一开始周萍和繁漪在一起，既是一种孤独者的互相慰藉，又是一种对周朴园对他们俩在各种层面的压迫的一种反抗，一种冲破束缚的自由感，但同时，周萍感觉到罪恶，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老鼠在狮子沉睡的时候偷叹一口气”的卑怯行为，他感觉父亲就是狮子，而他自己，就是老鼠。所以他既有罪恶感，又有一种自我鄙弃的感觉。所以他想要逃离。但繁漪就把它拿来当作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地抓住了。是他带给她生机，所以她不能放他走。而周萍，又抓住了四凤，他觉得四凤那种清新纯洁，朝气活力，像朝露一样的纯洁能够洗涤他心中的罪恶，他认为四凤是他的太阳，能够照亮他，能够拯救他，所以他拼命地奔向了四凤——
“他见着四凤，当时就觉得她新鲜，她的‘活’！他发现他最需要的那一点东西，是充满地流动着在四凤的身里。她有‘青春’，有‘美’，有充溢着的血，固然他也看到她是粗，但是他直觉到这才是他要的，渐渐他也厌恶一切忧郁过分的女人，忧郁已经蚀尽了他的心；他也恨一切经过教育陶冶的女人，（因为她们会提醒他的缺点）同一切细微的情绪，他觉得‘腻’。”
他对繁漪已经腻了，他要奔向四凤。但繁漪对他说：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我已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威胁周萍：“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所以才有了后面雷雨之夜的悲剧。这个三角恋，繁漪是借助周萍来寻找一种生存的感觉，在这个棺材一样的周家，让她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而周萍呢，借助跟繁漪在一起，从而获得一种反抗父权的自由，而周萍后来转向四凤，是因为他觉得四凤能够拯救他阴暗虚弱的灵魂。这个三角恋里，有没有真爱呢？讨论得出结论：没有。都是自私的，都是借助他人获得一种生命的存在感。
师：周朴园对侍萍的爱的虚伪和虚弱，是被他自己的言行拆穿的。比如选文部分的一个人称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教材70面倒数第三行：“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吗？”“你的”，这第二个孩子是谁啊？
生（齐）：大海。
师：大海是不是他们两个的儿子啊？
生（齐）：是！
师：所以很明显，周朴园跟鲁侍萍不是站在同一边的，他的立场由始至终都十分清楚。所以，他对侍萍所谓的爱，虚伪又虚弱。周萍的爱同样虚弱，他不是虚伪，他是虚弱。他曾经是真的很需要繁漪，后来也真的很需要四凤，但他的这种需要被鲁大海给拆穿了（点击幻灯片）——
“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心，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我要杀了你，你父亲虽坏，看着还顺眼。你真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没有劲的东西。”
鲁大海一语道破天机。周萍是一个虚弱的男人，他需要不断地从女人们身上去吸取爱来补充自己的生命能量，这个也不是真爱！
那我们再来看周冲的“单相思”是不是真爱。周冲的爱看起来很纯真很美好，他向父亲要求把自己一半的学费分给四凤，想供四凤读书，跟四凤谈理想。他把她当女神一样地看。他梦想自己跟她一起坐在“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的船头，在“浮着两三片白云”的天边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他甚至说：“你愿意同我一块儿去么？就是带着他也可以的……你说你的心已经许给了他，那个人他一定也像你，他一定是个可爱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你不爱我，你爱的是他，没关系，你把他带着，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
（生开怀大笑）
师：所以，周冲的爱看起来很包容，像神一样。但实际如何呢？曹禺把他给揭穿了（点击幻灯片）——
抓住他心的并不是四凤，或任何美丽的女人。他爱的只是“爱”，一个抽象的观念，还是个渺茫的梦。所以当着他四凤不得已说破了她同周萍的事，使他伤心的却不是因为四凤离开了他，而是哀悼着一个美丽的梦的死亡。
在四凤将和周萍同走的时候，他只说：（疑惑地，思考地）“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于是他慷慨地让四凤跟着周萍离弃了他。这不像一个爱人在申说，而是一个梦幻者探寻着自己。
——曹禺《〈雷雨〉序》
一个做梦的人在审视自己：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是要什么？其实他爱的只是爱，是美丽的梦，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他把这个完美的理想寄托在了四凤身上，而真相让他觉得自己的梦幻灭了。这也不是真爱。最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一个人的爱情，两个人的爱情，还是三个人的爱情，最终都走向了幻灭。
师：现在我们再来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生：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师：是啊，所以鲁侍萍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软弱，太容易变了。”这是她几十年来对人性的一个理解，她对周朴园没有太多的恨和怨，她心里其实是爱他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俩相遇的时候，其实周朴园根本认不出她，但是侍萍一再地在干什么啊？
生：提醒他。
师：对，她一再地在推动两人的相认。她希望他能认出她来。她心中还是很爱周朴园的，所以她并不是很怨他。他只是觉得，人性是软弱的。可是很多人就曾经说：这个剧本，它在批判一个阶级吧？你看周朴园啊，资产阶级，然后那个鲁大海呢，工人阶级的，然后他们就有阶级斗争；周朴园抛弃侍萍，也因为他们是不同的阶级，真的仅仅是这样吗？资产阶级里面有周朴园也有周冲，无产阶级里面有鲁大海也有鲁贵，罪魁祸首真的仅仅是阶级吗？
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曾说：“《雷雨》是猛批了资产阶级的，比《子夜》揭露更狠，是现代文学史上突出地批判资产阶级的为数不太多(与反封建主题相比较)的重要作品之一。”这是一种主观而偏激的说法。因为曹禺自己已经说过了，他写《雷雨》的动机，不是批判，而是悲悯——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曹禺《〈雷雨〉序》）
他是怀着一种悲悯的心情在写，而不是批判。他说人们以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踌躇满志地来到人间，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被命运捉弄，所以他也期待观众能够以怜悯的心俯视这些在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的人。因为，他自己就在彷徨，他说——
我的青年时代总是有一种瞎撞的感觉。
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求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该怎么活着？
“人究竟该怎么活着”，实际是作者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在18岁的时候，已经用一首诗《不久长，不久长》（原载《南开双周》第1卷第2期，1928年3月28日）表达过他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思考了。
这首诗贴上来大家慢慢看
不久长，不久长
曹禺
不久长，不久长，
鸟黑的深夜隐伏，
黑矮的精灵儿恍恍，
他忽而追逐在我身后：
忽而啾啾在我身旁。
啊，父啊，不久我将冷硬硬地
睡在衰草里哟，
我的灵儿永在
深林间为你歌唱。
不久长，不久长，
莫再弹我幽咽的琴弦，
莫再空掷我将尽的晨光。
从此我将踏着黄湿的
草径躞蹀，
我要寻一室深壑暗涧
作我的墓房。
啊，我的心房是这样抽痛哟，
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无星的夜里，这个精灵轻悄悄地
吹口冷气到我的耳旁：
“嘘……嘘……嘘……
来，你来，
喝，喝，……这儿乐。
——喝，喝，你们常是不定、烦忙。”
啊，此刻我的脑是这样沉重哟，
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袅袅地，他吹我到沉死的夜邦，
我望安静的灵魂们在
水晶路上走，
我见他们眼神映现出
和蔼的灵光；
我望静默的月儿吻着
不言的鬼，
清澄的光射在
惨白的面庞。
啊，是这样的境界才使我神往哟，
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乌黑的深夜隐伏，
黑矮的精灵儿恍恍，
他忽而追逐在我身后，
忽而啾啾在我身旁。
啊，父啊，不久我将冷硬硬地
睡在衰草里哟，
我的灵儿永在
深林间和你歌唱！
（原载《南开双周》第1卷第2期，1928年3月28日）
18岁的他已经把人生看得很清楚了：生命好短暂，而且短暂的生命里面还充满了痛苦，有很多的诱惑也有很多的压制，他渴望自由渴望永恒，但是没有。他觉得自己的来日不久长，很快就会睡在衰草里。屈原有过《天问》，曹禺也有过对生命意义的一个追问：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怎样活着才是有意义的？
这是他在创作时心里面的一个不自觉的东西。其实这种追问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里面已经有了隐约的答案。序幕和尾声都以教堂为背景，有修女，有唱诗班的合唱。教堂的这种场景就是在带领着读者和观众在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大雷雨之后，向一个神圣的力量靠近。所以尽管《雷雨》篇幅很长，但他一直不舍得删去序幕和尾声。我想，序幕和尾声的意义，不仅是创作艺术上的一种审美距离，更是作者对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思考，一个暗示人生答案的镜头。
对于这节课，央视一套《看见》栏目主编、著名作家王开岭如是说——
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无论多么糟糕，都不应被丑化，文学更不应被阶级化和政治化，长期以来，对《雷雨》的主流解读，基本是以人物身份的社会性为工具，既当起点，又当归宿，既当世界观，又当方法论。《雷雨》是文学的，是追求人性的复杂和诡异的，它刻画了爱情自身的困境、欲望的杂芜和荒诞、以及“选择”的艰难，应该说，这样的人之“挣扎”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年代，它是永恒的，它和大社会概念没有隶属与因果关系，与政治或国家也无必然关系，《雷雨》的创作元素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比比皆是，总之，它无法完成对社会的起诉，它只能起诉人性本身。另外，在我个人看来，《雷雨》甚至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哲学的意味，因为作者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毁灭掉，这也是戏剧的古典精神和永恒的时尚。
读熊芳芳老师的课堂实录，我感到了一缕清新之风，因为她沿着人性的方向行走，从而和作者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把文学还给了文学，她关注的是“人”本身的问题，是对人性本身的拷问，是对“存在”的尝试性挖掘和对“意义”的触碰。文学阅读的意义在于给读者的经验和精神创造空间，进而生长出他们自己的东西来，在阅读结论上，任何权威都是可疑的，包括作者本人。因为作品一经诞生，就有了自己的能量和独立性。
著名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如是说——
在文学的意义上，《雷雨》是我读过的中国现代戏剧中最早去时代、去语境的先锋之作，曹禺先生像一个技艺高超的庖丁，将人性一层层剥开了让读者看。完全没有刻意为之的所谓时代背景和宏大主题。但我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差不多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述《雷雨》的时代背景，讲述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许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这是一场荒谬的误读，可惜这种误读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深深植入了我们的阅读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惊讶于芳芳老师的语文讲述能力，她是一个真正能够靠近人性的语文老师，一个勇敢地丢弃历史垃圾，带着孩子们直接拥抱人性，拥抱句子，拥抱词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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