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皇帝罢工了!

作者: bd33eb86e1f9 | 来源:发表于2017-10-07 08:46 被阅读271次
    明神宗:万历皇帝

    清算张居正

    01

    申时行时代。“强硬派”张居正倒下了,该“和事佬”申时行登场了。

    继张居正为首辅的是张四维,其人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看中时机弹劾张居正。

    明朝的言官制度着实厉害,前赴后继轮番上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时候也会沦为当权者的工具。

    张居正几乎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弹劾他的人如波涛汹涌接连不断,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这位帝师首辅的“狰狞面目”。

    万历帝回想起老师对自己的种种不好,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终于下决心清算张居正,顺带地彻底清除了张居正同党。

    张居正的罪名是,欺君毒民、卖官鬻爵、任用私人、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测,看来张居正确实是个十恶不赦的“罪臣贼子”。

    有意思的“丁忧”制度!

    02

    正值张四维春风得意之时,其父去世,按礼法应该回家丁忧守孝三年,张首辅只好挂冠而去。

    古代的丁忧制度设计奇特,不管多大的官遇父母离世必须离职三年,孝道之大礼法之严可见一斑。

    张居正因为丁忧夺情的事件,成为文官集团攻击他的口实,大家都认为他贪恋权势口是心非,这也是其人生的一大败笔。

    如果应用到现在,对一些贪权恋位之人也是个好事情,官迷们抱定轻伤不下火线打死也不离位子的坚强恒心,如丁忧而使其离开官位,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否则,不知能用什么好办法,能使这些“嗜权如命”之人离开位子,也许达康书记整治庸官的手段最有效,可现实中达康书记这样的硬汉太少了。

    “和事佬”申时行平衡“阴阳”!

    03

    申时行真是命好,张四维丁忧三年后,得了一场大病一命呜呼。

    这首辅的桂冠,平白无故地落在了排名最后申时行的头上,随之进入长达八年的申时行时代。

    黄仁宇先生提出了文官政治的“阴阳理论”,“阳”为道德伦理,“阴”为私心贪欲,为政的要领就是要平衡“阴阳”。

    文官具有双重性格,虽为公仆,实为主人,文人有经世济民的志向,同时他们也以主人自居,这种“顺从与自主”的双重性格影响其思维和行动方式。

    “和事佬”申时行的为政方略就是调和矛盾平衡“阴阳”,这也是接受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得已适时而为之。

    这种和稀泥维持现状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文官集团需要对立面和斗争的对象,失去了张居正这个有力对手后,他们把矛头指向懒政不作为的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罢工了!

    04

    面对文官的无尽指责,万历皇帝心灰意冷,开始用“冷暴力”对抗。

    高级职务空缺,宁可空着也不增补,奏章也不再批复。

    官员无奈辞职,既不慰留也不批准,官员忿然挂冠而去,也不追究,置之不理。

    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职位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万历一朝进入自然减员的怪圈,万历怠政二十年,中枢瘫痪朝政废弛,几乎沦为“无政府”状态。

    万历四十五年,部长级岗位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置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人都跑光了没人干事了,真是千古未有之“无为”状态。

    国家管理到这个程度,首辅申时行也毫无办法,皇帝不上朝不理朝政,官员任命留置不批准,一切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位和事佬混不下去了,最终挂冠而去。

    万历一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怪诞离奇的一朵奇葩,文官体制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国家治理到了崩溃的边缘,犹如死水一潭。

    万历后期,国家名存实亡,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坏到了极点,犹如汪洋里的一条破船随时倾覆。

    君之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

    05

    皇帝的职责在于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激励。

    万历皇帝背道而驰,有意和文官作对,文官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报酬。

    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都成了泡影,毕生心力付之东流。

    再则,他又把伦理道德看成虚伪的装饰,很多以孔孟之道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觉得一片丹心以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古人曰:“君使臣以诚,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诚相待以徳报徳,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予激励,这样才能换来臣子们的忠心。

    像万历帝那样,视臣下如草芥、如敝屣、如寇仇,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文官们对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

    万历皇帝自绝于文官们,那么文官们也就弃他而去。

    黄仁宇先生“潜水艇夹肉面包”理论

    06

    反观万历帝的颓废,甚至是失败,非一朝之过,是历史的积弊造成的。

    按照黄仁宇先生“潜水艇夹肉面包”理论,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为三层结构,上层为文官集团,下层为广大民众,中间靠伦理道德联系。

    上层结构松散而低效,下层结构大而无当,而中间又没有相应的法制体系维系,所以整个社会失去了更新的动力和机能。

    在万历十五年之后的三百年里,中华文明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进步。

    直至发生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结局也许早在几百年前已经注定。

    明清以来,中华帝国既无尚武之精神,也没有改造社会的宏远。

    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在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

    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

    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以此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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