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的发达缘于奉曾国藩之命创办淮军救援上海，他乘坐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轮船，从安庆跨越千余里太平军的占领区到达西洋文明最集中的地方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和风生水起的洋务事业。他先是创办洋炮局﹑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战争结束后又把洋务重点转向求富求强的民用经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的洋务企业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尤其是北洋海军，更是在李鸿章的极力推动下才得以成军，虽然甲午之战后几乎全军覆没，但也无法否定北洋海军的巨大意义。在当时办洋务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每提起一项“洋务”，总会群起而攻之，骂之为崇洋媚外，骂之为汉奸，甚至以为要断送大清江山社稷。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发挥了超凡的韧性，因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落后与差距，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实行变革中国才有出路，“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的见识，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

我们历史观中有个“奸臣情结”，往往把一个王朝的败落和灭亡归罪于一两个奸臣，好像没有某个奸臣，这个王朝便可长命百岁。李鸿章不幸当了大清国的“奸臣”，成了晚清的箭靶子。李鸿章的时代，正是大清国没落的封建制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制度交锋的时期，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期，李鸿章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不幸传统体制的力量依然强大，转型没有成功，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败下阵来。李鸿章当然有责任，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一种制度化的缺陷归罪于一个人，是不敢反思﹑不会反思﹑不能反思的表现。即便我们这些自觉比李鸿章聪明的事后诸葛亮，生在李鸿章的时代，大多数人也不会比李鸿章更聪明﹑眼界更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