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七三：告子之偏

《传习录》七三：告子之偏

问“志至气次”。

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

“志至气次”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讲“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的意思是说，心志是意气的统帅，以其充满于体内。心志是首要的，意气是次要的，要把握住心志，不要随便意气用事。

王阳明认为，孟子是为了救“告子之偏”才有了上述言论。

告子是谁？

告子，名不害，战国时人，主张性无善恶，有“生之谓性”、“食色，兴性也”等观点，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因为没有专门的著述，没有相关的史料，只存有与孟子争论的一鳞半爪言论，今人已很难推断他思想的全貌了。

《孟子·告子上》中，告子与孟子之间有过几次争论。

告子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杞柳桮棬论，把人性比喻成杞柳，把仁义比喻成桮棬，就像杞柳可以做成杯盘一样，人性经过雕琢也可以显现出仁义来。二是人性湍水论，认为人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区别，如湍水一般，在哪个方向上开个口子，就流向哪个方向。三是生性自然论，认为人生而有性，就像白之为白一样。四是“食色性也”论，认为饮食、男女即是天性。五事仁内义外论，认为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

客观来讲，告子是个辩才，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没有人为他提供一个公平进行学术辩论的舞台。告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虚文之风盛行，孔子所反对的“重虚文而轻实行”使得孔门弟子无不对这种浮华的虚辩嗤之以鼻。从另一个角度讲，张仪、公孙衍等一大批善辩之士在公侯王庭的光环，掩盖了告子的声音。他本身没有留下什么著述，出现在《孟子》一书中的几个观点又不入孟子的法眼，最后只能被后人一笔带过了。

陆澄问及的这个“志至气次”，表面上看是孟子为救告子之偏所发的言论，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位辩才的言语力道——告子的言论足以撞偏亚圣的思想。遗憾的是，孟子选择了全力以赴将孔子的学说推上文化主流，成为后人景仰的亚圣。告子选择标新立异逞口舌之快，只能被淹没在历史浩荡进程的烟尘里。

孔子一生主张“述而不作”，在广泛阅读上古文字的基础上，为后人找到了人之为人“修己、修身以合天德”的根本出路。小而言之是他同颜回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大而言之是他的弟子概括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通过远离“期必之心”，去适应世界的变动不居。

孟子将自己视为孔子的衣钵继承者，自然理解“期必之心”的危害，自然懂得“修己、修身以合天德”。自然懂得虚文的局限性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之所以仍然将“持志”与“养气”分出次第，不过是为了避免告子之流在细致末梢上的再发挥罢了。

王阳明看到了这一点，他坚信持志与养气是一体的，是同一件事。心志充满时，自然不会意气用事。意气之所以有力量，恰是因为心志到位了。

子贡有段评价商纣的话，说得很中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后人传说的纣的各种恶，未必符合实际，只不过他甘居“下流”之位，天下的恶名便都自然加到他的头上罢了。

面对战国乱局，面对天下学者的众说纷纭。孟子站出来振臂一呼，还原孔门圣学的主流地位。告子也站出来嚷嚷了几句，在纷纭的声音中加了几句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