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七十年，我国的人均寿命就提高了一倍（从39提高到78）。退休年龄设在60（女性55），比美国整整早了8至13年。
工作虽然劳累，可相对比较充实。 一旦退休在家，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大把的自由时间”强迫你去“花”。你可以垂钓，也可健身。如果经济容许，你可以周游世界，如果不乏才艺，你也可以琴棋书画。
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选择。请注意，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刚刚卸掉工作压力，有点像拉了一辈子磨的驴子，见到棵树，都想围着转圈。摆脱强迫症，自主选择还真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无所事事其实就是在“围着树拉磨”。
以上两项挑战在我们的文化底色上更显突出。为什么呢？几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活节奏都相当稳定（或说缺少变化）。中国人勤劳，聪明。知行合一，非常务实，发明了不少实用技术（比如四大发明）。
而源于希腊海洋文化的西方文明恰恰从“无用之用”发展出了科学，而科学是对对自然法则的发现，而不是为改善生计的发明。但它却能百倍、千倍地促进技术发明。功利地说：“技术是挣钱的，而科学是花钱的。”这种花钱对技术是一种高效投资，已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艺术方面也如此，中国古代的艺术要么与实用结合，要么用于表征或彰显有品位和富贵。有工匠，但没有作曲家、画家…。在我们的文字里，脱离功利的活动才被说成“诗和远方”，有点不务正业之嫌。
牛顿的工业革命始于“仰望星空”，麦克斯韦的电气革命始于完美对称的“数学公式”。我们应该重新定义“诗和远方”。
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以“西化”，从电灯到抽水马桶，从私家车到手机…，没有一个不是依靠科学积淀。 是，我们已经摆脱了贫穷，但要获得更多尊重（如今被认为是抄袭者），就需要在人类的文明建设中有自己的创新。而对多数人来说，能参与到促进创新生态即可。
读书和文化传播是普通人可尽的绵薄之力。在日本，手机出现之前，地铁上、候机室里，公交站…，到处都能看有人在读书，有了移动互联网，阅读和分享转到了网络上。
进入本世纪，几乎每年日本都有诺奖进账，在发达国家，亚洲面孔的人，举止文雅些，就被视作日本人。诺奖背后不是几个脑瓜超群的科学家，而是热爱读书，热爱知识普罗大众。
为了了解读书与“远方”之间的关系，我自问过几个问题：
1）生命是什么？
2）生命有什么意义？
3）达成生命意义的手段有哪些？
4）我在生命的夕阳中，如何做出最智慧的选择？
我们先看看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的解读：「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
代谢和遗传似乎是维持生命结构不至消散的基础。
如果再广义一点，把一切有寿命的结构作为广义生命，那么传播负熵就赋予了广义生命之生态一种“意义”。你在网上传播的知识、情感、价值…，只要对生命具有“正能量”（增进负熵），即使传播者（比如牛顿）自己的躯体已经消解，他的广义生命也还在存续，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后继者。
所以，我这样回答了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
1）生命是什么？
负熵的生产者、传播者和耗散者
2）生命有什么意义？
做负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尽量少地耗散社会资源。世人多以宗教承载意义，以“世界主义”追逐负熵就是我自己的宗教。
3）达成生命意义的手段有哪些？
就我自己的能力而言，在夕阳之年，建立传播负熵的“空明岛”。文后二维码后面就是空明岛的各个入口，它将在我的残年中不断迭代，以逐步探索、发现更多的传播途径。
4）我在生命的夕阳中，如何做出最智慧的选择？
除了找到可以让个体生命得以延伸的途径（比如我迭代建设的空明岛），每个人的幸福感也是维持自身负熵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要补充三件事：
1）为老人安顿好生活的基础保障，让他们尽量免于疾病的痛苦。对儿女的信任可以让老人解除最后的焦虑。
2）让自己的子女自立，健康地成长。没有他们的自立，你将无法获得稳定持久的良性夫妻关系。（否则，血缘之力常常超越那一纸婚约）
3）良性夫妻关系，她敬你一寸，你敬她一尺就是一种良性关系。包容的互补需要对“情感受体”的培养。注重大的方面，特别是有小的摩擦时，通过对基础认同的再次确认，和反复确认，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作者藏宝图：空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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