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联大
早前，断断续续的听人提起过西南联大的故事，不喜欢那种千篇一律的宏伟说辞，宏大的词语很容易寻找也很容易叠加。
看《西南联大行思录》的时候从字里行间中行走在过往的西南联大中，遇见“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还有当时那一群难能可贵的青年学子，感受颇深，遂成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所有的大学发展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又与抗日战争相始相终，八年的发展之中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质朴。
地理环境人文风俗的质朴，师生情谊的质朴，严谨治学的质朴。相比于西北联大来说，西南联大在地里环境上还是占有优势的。
西南联大的实际校长梅贻琦先生，我对他个人的了解不是很深刻，但知道他对联大的用心付诸于诸多的细节上，心存敬仰。
似乎在一穷二白的年代超前的思想总是能先于落后的物质作出反应。
1931年，梅先生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时，说了一句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很多的人都知道。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师多，另则能培养出大师式的人物。
联大图书馆
三校南渡合一之后，梅先生也依旧坚持了这一点，很坚定的走这一步，广招募大师，文史方面就有我们所熟悉的朱自清、钱穆、吴晗、吴宓、闻一多、陈寅恪还有狂人刘文典... ...这些人之中又有一些偏才，但是这些学人都很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个性。记得陈寅恪先生有这样一句话诠释了学术生涯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当时教授的工资水平已经远远不及民国时，所以倚教书来谋生基本行不通，他们都知道。对待学问的热忱已然超过了物质的约束。
整个社会氛围对待知识分子都是有崇敬的，“茶馆学风”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因为那一群青年学子对求知的渴望，更多的事民风的至淳和对知识的崇敬。
当年联大和现在大学管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教授治校”是联大的另一大特点。
联大的发展模式有点偏向于19世纪发源于欧洲的纽曼式理念，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去刻意的走这条，只能说他是水到渠成的完成了通才教育吧。这种学术上的兼容并蓄的前提就是不局限于一个专业还有选择自由，联大尊重学生的选择，允许学生自由转系。三校合一本来就带来了有为互补的优势，学习风气的活跃。所以，联大具有这样的背景，规定国文是必修，除此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再加上要求理科学生必须选择一个文科课。所以即使是理工科的学生，文史方面的素养也不低，这也是很多联大学子离开联大之后感受很深的一点。
三校分开以后各自独立的发展，面对的矛盾也不一样，再难体现和继承联大的那些道统。
而战时的背景似乎注定了联大的短命，战争结束之后，北归。由冯友兰先生执笔立联大碑文。
就此，联大成为历史长河里一个斑驳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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