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快乐童年
注：此篇与前面的十九篇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权当做下酒菜，让大家乐呵乐呵。孙保兴
一九六八年九月的某一天，那是北京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秋天，那是甚嚣尘上群魔乱舞的文革岁月，北京一四五中学迎来了建校以来的第一批入校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明清时期的安定门，主要是供冰、煤、木柴等运输车辆进入的城门。城里死了人，也将死人从这个城门运出来并埋葬在城外的土岗子里面。埋人的土岗子就是蒋宅口、九区一号院与和平里一带。六十年代初我搬到和平里时，听上了岁数的老人如是说。
解放以后，北京城的北面方向有了发展。五十年代中旬到六十年代初，北京市仿照苏联模式开始建立大规模的机关宿舍大院，除了大院之外还建立了大片宿舍群楼。凡看过前苏联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办公室的故事》的人，都能从影片中看到这种居住模式的影子。
这些大片的宿舍楼群，基本被当时国务院的部委及下属单位划分并作为职工福利房分配下去。比如我所住的兴化西里七号楼，一单元二单元是邮电部设计院的宿舍，我与陈曙光、张连贵、刘丽华住在这两个单元；三单元是邮电部的宿舍，汪波住在三单元。这种情况在和平里来说主要是兴化西里和地坛北里两个楼群区。
就当时的七一届学生而言，和平里一带的大院生源主要被北京五十四中学和北京一四五中学瓜分，而当时的红旗学校即现在的北京一七一中学还是工农学校，即把那些坏学生和淘气学生集中在一起进行教育的学校，所以它不参与大院生源的争夺。
东城区教育局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在北京市地图上划了两个圈：以和平里中街划线，东边的学生到五十四中学，于是林业部大院、劳动部大院、人事部大院和新疆楼以及地坛北里的生源都去了五十四中学；西边的到一四五中学，于是化工部大院，九区一号的煤炭部大院还有兴化西里的生源都去了一四五中学。化工部大院相对来说远一些，九区一号的煤炭部大院与兴化西里的恩怨纠结就更多了一些。
从一九六六年二月开始我家就住在了兴化西里七号楼。不知为什么，我对咫尺不远的神秘的九区一号这个灰砖砌成的灰色大院产生出来无限的恐惧。迁徙过来之初，兴化西里还没有商店，像油盐酱醋等做菜必备调料还要去九区一号去购买。十次之中有九次我要受到追逐和攻击。于是我便舍近求远，或者到和平里中街或者到蒋宅口购买，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一九六六年文革之火烧了起来，九区一号也成了老红卫兵的麕聚地。我亲眼看到，浩浩荡荡的老红卫兵战士们，身穿黄色老军装，系着板带，骑着锰钢转铃车，从九区一号大院里呼啸而出。就当时的和平里一带来说，老三届中最能折腾的一帮人很多人都住在九区一号。据说，东纠（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人员的构成就是以和平里部委机关宿舍大院的人员为主，而九区一号则占了大部分。
兴化西里比起九区一号来说，只算一个纯纯粹粹的第三世界。文革开始的时候，楼群中的各楼各单元的新住户基本就绪。但由于各楼各单元的住户归属不同的部委和单位，不相识也不团结，所以经常受到九区一号孩子们的欺负，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兴化西里也出现了一些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也出现了几位特别拔份儿的战斗领袖，于是兴化西里有了与九区一号抗衡的资本。
有一个姓魏的老兵好像住在十二号楼，据说他是东纠的创立者。一九六六年夏季我经常看到他，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大夏天地带着一顶将校呢军帽。就是他，组织了对住在十二号楼阳翰笙的批斗会。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次批斗会是在地坛小学召开的。阳翰笙被一群红卫兵带上大板子和高帽子，坐着喷气式进行了批斗。整个的批斗会，就数这个姓魏的活跃。
除了这个姓魏的以外，还有就是十二号楼的一家声震遐迩远近知晓。在那个所谓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这些战斗领袖们是我们这些青瓜蛋娃子们仰慕的对象。对于这一家我似想说又不愿说，因为这涉及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李中三。
李中三有时候也叫李中山，他是我在和平北路小学的同学。我知道李中三的大哥叫李中一，二哥叫李建。他还有一个弟弟叫什么，我忘记了。在小学期间，李中三与我相交甚笃，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上了中学我们分在了不同的班，我在一连一排他在一连二排，但是交往还是非常密切的。闻之李中三早已作古，心里总不是意味，所以也不愿意用多少笔墨写李中三一家。但无论如何，李中三一家也是兴化西里想当厉害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
兴化西里的人进入九区一号，常常被追逐与袭击。但九区一号大门的正面却被兴化西里的一号楼至五号楼包围着，住在九区一号的人们进出都要经过兴化西里的地域范围，于是两大居住体系之间的战争不断地爆发，战争升级到一定程度又由老兵们出面来摆平。
说来也巧，经常挑起战争的也就是我印象中三个不入流的人物任三伟、杨连功和王建平，也恰恰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有好多惊天动地的革命事迹值得现在的我们细细品味。
任三伟叫面包，其外号来源于其长相，我在前文已经特别阐述过，就不赘言了。面包率领他的两个弟弟也就是四面包或者五面包组成的面包小分队，一周几次地驰骋在兴化西里的区域之内。遇见一时兴趣所在施以武力手段欺负的人物就打一个快速的袭击战，打完就跑。我曾经看见过面包小分队欺负五号楼的一个外号叫母猴的弟弟，后来母猴召集人出来复仇并引发了一场大战。我那有数的几次到九区一号购物，基本都遇到面包一伙的袭击，闹得我异常郁闷：面包任三伟一伙怎么不睡觉？为什么随时去就能随时遇见到他们？
中学期间杨连功没有外号，但我听见有人叫他杨连母，估计这就是他的外号吧！但这个外号没有叫起来。我与杨连功的交集点在东城师范学校而不在中学阶段，中学时期我在一连他在二连。中学毕业后我们被推荐到东城师范，他在中文班我在英文班，东城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四五中学我被分配到一四四中学。
杨连功经常活跃在兴化西里，他的入侵方式与任三伟不一样。任三伟是武力入侵杨连功是技术入侵，就和现在的日本鬼子一样。杨连功喜欢玩车，不是汽车也不是自行车，而是自己制造的三轮木板车。其动力或者前头有人拽或者后头有人推。九区一号大院里的路基本是煤渣路，坑坑洼洼不好进行新车实验，于是杨连功就把兴化西里作为他的试车场。我突然发现，杨连功沉迷于新车的实验之中，估计一个月的周期就会推出一款新车。我印象中他最高级的顶配三轮木板车是带有前轮方向把的车。他坐在车上掌握方向把，而后面有人推车，其实是推他的后背。当车飞跑之时杨连功平稳地掌握着方向。某次杨连功在神采飞扬之际拐弯时没有注意，摔了一个仰八叉，让我们这些旁观者整整笑了一个星期。
杨连功也常常挑起战争，但战争的起源都围绕着木板车或者行车的路线。在杨连功的带动之下，兴化西里的一批人都用木板和轴承做车。当时的木板和轴承都很好找，木板可以到北郊木材厂去找，轴承可以到蛮子营后面的汽车六场去找，丝毫不费劲。曾几何时，兴化西里空旷的路径上来来回回跑着自制的木板三轮车。往来穿梭之中也会出现交通事故，比如两辆木板三轮车撞在一起。交通警察不会管你，只能用拳头来说话了，于是战争就打起来了。杨连功的后台没有面包任三伟硬气，所以战争只是局部战争，演变不了大战。
王建平的外号叫王八头，他在九区一号大院中是最小的常常引人忽视的因素。但王八头可以在兴化西里获得心理平衡，因为兴化西里的老实孩子都惧怕九区一号的孩子。在我的印象中，王八头总是带着几个流着鼻涕的孩子，每人骑着一根棍或者长树枝，奔跑在兴化西里的楼宇之间。王八头为了显示其气派，特意把一块白色的床单绞成一个合适的面积，然后系在脖子上。他骑着树枝一飞跑，白色床单就迎风飘了起来，确实很像《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我估计披着白色床单也许是从这出样板戏中获取的灵感吧！
我印象最深的是某年春节前后（具体哪个年份我记不清了），兴化西里与九区一号爆发了一场炮竹大战，那次炮竹大战异常惨烈双方互有伤亡（其实有伤却无亡）。九区一号的参战者我不知有谁（我估计少不了面包任三伟），兴化西里的参战者涉及到二号楼五号楼六号楼七号楼九号楼十一号楼和十二号楼等几个楼的梁山好汉们，左小鹏霍然其中。
六十年代的过春节不像现在这样热闹，大家表示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所以春节过得异常简单朴素。穿新衣，放鞭炮，吃白面，尝荤腥构成了过春节的主要内容。当时的炮竹并没有被限放，所以到处可以买到炮竹，但不包括类似现在钻天猴之类的花。能响的炮竹分为三种：一是特别小的小鞭，大概就在半寸多长；二是一指头长的响鞭，俗称麻雷子，声音特别响；三是能够向上蹦出高度的二踢脚，它的第一响是座力第二响是正儿八经的爆炸。我们兴化西里与九区一号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这种威力极大的二踢脚。
春节第一天我呆在家中一天无事。初二我忙碌于回见亲友，晚上天黑之后便走出家门放炮竹。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父亲给我们买炮竹也不大气，只买了几挂小鞭还要让我与两个弟弟分配并且看场合有选择地放。
那天晚上天上无月亮，星星也没有像文章中写得那样眨着眼睛，苍穹中阴云笼罩。唯一可以赞叹的，是那天晚上没有风。无风就不寒，这极大有利于我们在户外玩耍。我把香点燃，与楼里的陈曙光三兄弟还有张连贵的哥哥一起放炮竹。虽然我们没有放花没有放连续的挂鞭，可也是如此兴趣盎然。
突然，远处一声爆炸后我的脚下立刻升腾起来一声爆炸后的烟雾，震耳欲聋。我瞄向远方，发现爆炸声是从九区一号的灰色大院边上传过来的。我马上带领楼内孩子跑进了单元门里。不长时间内，二踢脚的爆炸声嘣向兴化西里的各个方向，间或传来兴高采烈的欢呼雀跃声，还有人狂喊乌拉！乌拉！
此时，兴化西里楼区昏暗路灯射出的暗淡光线不停地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炮竹爆炸后的刺鼻气味。我从单元门洞里探出身子观察了周围，发现二踢脚的声音从兴化西里的各个方向此起彼伏，全部射向了九区一号大门的方向。
我愕然了。没有想到的一会儿功夫，二踢脚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兴化西里好几个楼的玩闹们处于神经质的亢奋之中。战争打的就是财力！汉武帝的经典之言显现在此时。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毫不吝啬地提供着二踢脚弹药，一捆捆地贡献了出来。大一点的孩子把烟点燃，成了名副其实的炮手，其中就有五号楼外号叫母猴的孩子。母猴的放炮手法实在独出一枝。他用一个钢管子作为枪筒，钢管后部塞进去大小相称的石头子。然后把二踢脚放进去再点燃。随着嘭的一声响，二踢脚的第二下响声飞向了对面九区一号的大门。有了这个武器，兴化西里军团的准确性提高了不少。
我匍匐在冰冻的地上假装侦察，手脚都冻僵了。其实没有人让我这样做，是我把自己置放在一个战争的意境中，我恍然觉得自己到了战争前线。对面九区一号的大门外面聚集了不少人，他们的二踢脚武器也不断地向兴化西里的各个方向飞去。
伴随着二踢脚的声声爆炸，手电筒的强光也飞射过来，愰得眼睛十分难受。好在我也有准备。我把爸爸珍藏的长手电筒偷了出来，那可是装六节电池的超强光电筒呀！当强光射了过去的时候，九区一号的电筒都没有了反应。就这样，在某年春节的第二天，发生了在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之间的炮竹战争。虽然战争仅仅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到其真实的场景和惨烈的气氛，为文革期间的空洞与寂寞增添了乐趣。据说，有几个人被二踢脚炸伤并于当天晚上光顾了和平里医院的急诊科！我的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同学们，不知有谁还能回忆起这场饶有兴趣的二踢脚战争？
该年春节之后，九区一号的孩子就成为了兴化西里孩子们的共同敌人，彼此之间的斗殴不断。在打打杀杀之中，历史进去了一九六八年的九月。兴化西里的孩子与九区一号的孩子成为了同学，共同进入了一四五中学。
学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是聪明的，尤其是谢副。谢副名字叫谢恒有，原来是人民解放军空军中的上尉军官，后来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应该叫他谢副主任，但不知谁发明了谢副的称呼，于是我们都叫他谢副。我现在忘记了，如果方面称呼他，不知是叫谢副呢？还是叫谢老师？亦或是叫谢主任？我都忘记了，请大家提醒。
谢副为了避免地域抱团，就把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学生分开，然后把化工部宿舍的白晓清张开元等还有安定门外大街的学生掺进去，组成了两个连的八个班。这样看来，每一个班都是五湖四海。就拿一连一排来说，九区一号的任三伟、张晏春、王建平、谢士嘉等与兴化西里的我们大家汇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开始左小鹏还要搞地域主义，但经过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以左小鹏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被彻底打压下去。
左小鹏也是一连一排的学生，住在兴化西里十一号楼。我记得开学那一天，左小鹏异常活跃地游走于一连的各排之间，好像他与大家都很熟络。九月份虽已入秋，但那天的太阳却是异常毒辣，不戴帽子都会汗水流淌。然后我们的左小鹏宝贝却戴了一顶黄色的将校呢帽子，就是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军官帽。我看着不断的汗水从他的帽边浸透下来，烘托着他的小脸红扑扑的。
左小鹏是位闹将，他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所做作为搞得王殿尊老师没有一点办法。我记得那个时代老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所有的自由散漫破坏纪律的现象，都与无政府主义挂钩并批判之。要说左小鹏怕谁？那就是住在同一楼的韩亚新了。韩亚新是二排的，戴着眼镜似有学者范儿。不知什么原因，左小鹏对于九区一号的学生有着深深的敌意，估计是某种利益碰撞的结果。自然，一连一排九区一号的学生必然与左小鹏产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入校之后的第一次三秋劳动中爆发了出来。
我们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是在太阳宫人民公社的某大队，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底和十一月初。我记不清楚了，三秋劳动的地点好像就在现在的北京外经贸大学的北侧，我印象中我们劳动的田地紧紧围绕着原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搬家到现在新的地点，原地点也被拆迁了。北京外经贸大学在当时的名称是北京外贸学院，这是我判断第一次三秋劳动的地标依据，不知我的推测是否正确？
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学生的战斗就发生在太阳宫人民公社。兴化西里的学生绝对不包括王鲁军、刘燕生、潘伟谊、高景汉、白华和我辈等，激烈的战斗场面我没有看到，参加战斗的人员估计是左小鹏、韩亚新和十一号楼十二号楼的一些人，似乎还有李中三。人不在现场，故我的拙笔无法描述当时的情景。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身穿黄军装的高主任蹲在一棵大树下，夹着烟卷的手竟然不停地颤抖。而谢副铁青着脸似有所思地看向远方。后来学校革命委员会对战斗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王殿尊老师与我们几个人住在一个宿舍，我听见王殿尊老师夜里说梦话喃喃自语：左小鹏，你老给我裹乱，老裹乱…… 其实，就整个一连来说，特别是就一连一排来说，九区一号的学生和兴化西里的学生还是很团结的，尤其是面对附近外馆中学一帮学生的上门挑衅，更是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形成了绝对的无缝衔接。
在围绕北京一四五中学向东向西向南的三个方向的方圆两公里范围内，有不少属于东城区教育局管辖的中学，学校向北的五百米就是北三环。北三环是东城区与朝阳区的分界线，北三环以北的中学属于朝阳区，我们接触不太多，所以也没有恩怨。东城区的中学有外馆中学、地坛中学、安定门中学、五十四中学，七十五中学、国子监中学、分司厅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但与一四五中学有恩有怨的就是外馆中学了。
说到恩，那就是一连一排的王福隆转到了外馆中学，他认为那里有他活动的舞台。他觉得九区一号和兴化西里的学生们都是事儿马，呆着不舒服。到了外馆中学之后，凡是遇到外馆中学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讨伐一四五中学时，他都给这边通信，以避免最小的损失。这个恩，我们都记得。另外，就是一四五中学的鼓号队建设。上周李宝顺在同学聚会上与我说，一四五中学的鼓谱还是他从外馆中学抄袭过来的。与鼓谱配套的就是釵谱和号谱了。这是我刚刚知道的事，如果李宝顺不说不提，我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所以，外馆中学鼓号队为一四五中学鼓号队的建设贡献了力量，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李宝顺的抄袭。
说到怨，外馆中学与一四五中学的不合是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不可调和的。其原因谁也说不清，反正就是互相看不惯。总的来说，外馆中学是强势，一四五中学是弱势。有好多次，外馆中学的一大帮人围在一四五中学的墙外，双方互相扔投石头。凡遇到这种外来战争状况，所有的地域间隙都会无影无踪了，大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九区一号毕竟是一个系统，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话题和议论的中心。九区一号学生们最为引为自豪的，是安定门墙根下挨着护城河边的煤炭文工团了。文革之前，煤炭文工团出了一个名人，那就是著名女高音歌手邓玉华。她的代表作品就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面的歌曲（歌曲名称我忘记了）。歌词有这样一句：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一只金丝鸟。好像还有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太阳出来照四方》。
但是在一九六八年我并不知道邓玉华，我只知道郭兰英王昆和汪波。汪波唱歌好听，我与她住在同一幢楼我肯定知道。我第一次听见邓玉华的名字，还是从张晏春嘴里捕捉到的这个开始是陌生的后来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我如雷贯耳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已然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
我忘记了在哪个场景之下（好像是一次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庆祝游行），我也忘记了众位听着是谁，但我记得清清楚楚，主讲者是张晏春。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把张晏春围在中间，而张晏春正在神采飞扬地做着讲演。那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猥琐，因为我穷困，因为我无知，也因为我不入群。我躲在书桌后面假装看着《毛泽东选集》，而我的耳朵却扯向聊天的那一群人。
张晏春说道：此时，乐手们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第一把提琴闭上了眼睛，中提琴大提琴各就各位；黑管长笛萨克斯，小号拉管和竖琴，都已经就位。这时一位男指挥陪着穿着红色布拉基的邓玉华走上台来。指挥骤然挥起指挥棍，于是音乐走起。这是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的前奏。之后邓玉华大嘴一张随乐唱来：太阳出来照四方，毛泽东思想闪金光。那个声音，那个乐曲，真的没治了。
我听着听着，脑袋里浮现出一个漂亮的歌手叫邓玉华，英姿飒爽地唱着地道战。此时，我不知道谁是邓玉华，我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见到了在舞台上演唱的邓玉华，我发现她的嗓音很美人却不美，只是普普通通的一般人。
煤炭文工团值得自豪，它服务于国家统配煤矿的工人阶级，好像王小峰杨春明朱莉的家人有在煤炭文工团工作的人。
九区一号大院是封闭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家是团结的；兴化西里是开放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松散的。随着同窗三年岁月的流逝，两个居住体系的人早已经融合在了一起，战斗并生活在了一起。尤其是当兴化西里的女子嫁给了九区一号的小伙儿时，故事性更值得渲染一番了。
今年四月十七日，我回到和平里的家中悼念逝去的妈妈。不知何种缘由，冲动之中，我围着兴化西里走了一圈。之后我又走进了九区一号大院。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灰楼尚在，斯人已去。这些已经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物布满了灰尘透着一种沧桑，九区一号大院和兴化西里，就好像是两个年事已高珊珊而行的老人，相伴着挪步前行，向前！
四十三年前，这里有战斗！四十三年前，这里有故事！ 四十三年前，这里有恋情！四十三年前，这里有恩怨！ 我既忘不了九区一号，我也忘不了兴化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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