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爷

        老八爷像一只雨林中躲避天敌的长臂猿一只手高举着、荡着长长的两条裤管从对面小卖铺跨过马路、越过长满杂草的被雨水折弯腰的泥墙，只不过手里没攀长藤，而是攥着一只冰袋——最便宜那种：两毛钱。 

      我们下学了，在夏日后晌拉长的光线和延续的爆热里，像奄奄一息地渴水的鸟，无声无气。

      “老八爷买冰了！”

      “老八爷又跑了！“

      “老八爷跑进院了！”

        ……

        看到老八爷的影子，放学后磨磨蹭蹭踢踏踢踏回家的孩子好像吃到了他手里的冰袋。

        冲啊！

        像一群马蜂冲进像老八爷一样衰老的颓败的小院。小院四角的荒草杂木都被我们震得簌簌发抖。

      “老八爷！”

      “出来出来！”

      “老八爷！”

      ……

        屋里静极了，似乎听得到漏风的嘴唇在轻轻嘬弄冰袋一角的声音。

        “打呀！”

        小将们各自拿着粗细长短不等的棍子戳打摇摇欲倒地窗、门和墙。

        我呆呆地站在一边，不知所措，既无力也不敢阻止。

        妈妈说，老八爷是出了五服的爷爷，参加过八路，他老了，不要欺负他。是呀，他老得连名字都没人记得了，包括他自己。他早年有个收音机，听电台，新闻里说善待退役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军人都有补助。他跑去村委会，说自己干过革命，当过八路，要领钱。村委会主任问他，姓什么叫什么证明呢？他说不出也拿不出来，被一顿骂骂走。他一狠心，走呀，支歪着瘦干干的身子腾着两只脚从村里走到乡里，还是那套说辞：我当过八路，干过革命，国家说有钱，给我钱。乡里问他，证明呢？又是一顿臭骂。他就支歪着瘦干干的身子挪着两只脚从乡里挪回村里。再之后，不管辈分高低年龄大小，大家都叫他：老八爷。

        我也不敢动，也不敢哭，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欺负老八爷。也许是因为大人们嘴边轻轻扯下的嘴角。

        老八爷是个孤老。他诚然是有儿子的，两个，只不过都外出了，很多年都不回来了，有人传来消息对他说小的早已死在外面了，大的还音信全无不知所踪。

        老八爷的花生地孩子们可以随便刨，棒子地可以随手掰了再在地里烤来吃，麦子地满浆的时候可以薅了青麦穗——生吃烤吃都好。没有人会被责骂——谁有时间呢，反正又逮不着。

        终于，孩子们陆陆续续都走了，谁总会对一个不还嘴不还手的人有趣味呢？小院又归于寂静，只剩夏日的知了聒噪。

        我跑回家，不敢想老八爷的模样，也想不出老八爷的长什么样了。唯一有印象的是他凶凶的眼光。那还是去年的事了。

        去年的雨水大，枣子到了八月就坐下得少。路边的几颗野枣树早就被四蹿的田鼠似的孩子们打清了，剩下的留了红脸的枣树都是家树——打了要被骂被追被打的。

        也许是老八爷的院子实在是太杂乱，没人觉得会有枣树，也许是这棵枣树长得实在是太瘦结得枣子也实在太少了，也许是连主人也没发现——居然有棵结了枣的树。

          我独自一人跑去坐在门槛上的老八爷身边，是的，我不能告诉其他孩子，那样我一颗枣也不会有。我怯怯地问他：“老八爷，我能不能打你几颗枣子吃？”这个时候我无比希望老八爷能够想起我是那个永远躲在角落里不曾欺负过他的小孩子，然后慈祥地说：“当然可以啊，孩子！”

        然而老八爷像想独占宝藏的海盗，恶狠狠的眼光穿透盖耳遮眼的脏且厚的白头发扎在我脸上，“滚，快滚！不行！快走！”

        我吓得跑远，远远地站在马路对面的墙角，看他。老八爷像一只大猴子，拿着一只长棍子，上蹿下跳地蹦蹦着打枣。每有一颗枣掉在他脸上身上，他就像一只老狗大张着嘴哈哈着气却又无声地笑，露着一个黑黑的洞。几个枣而已呀，老八爷为什么不肯给我几个呢？他明显在瞎打，他看不清，我可以告诉他啊，只要给我几颗枣就好了呀。

        直到枣子越来越红，仅剩的枣再也藏不住，被孩子们打了去，老八爷就再也露不出那种恐怖的笑。

        天越来越冷。老八爷借了邻居的小三轮车慢噔噔地骑到地里，掰了半车棒子，再忽悠忽悠地骑回来。三人的地，忽悠了三半车的棒子？没人知道他怎么过冬，怎么不会被冻死饿死。

        夏末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雷雨，电闪雷鸣，轰天震地，屋檐流水如注，村周的水坑都满了，蛤蟆不分黑白地呱呱不停。孩子们都被大人拴在家里——水鬼子拖了可怎么办？孩子们已然发现了新趣味，千番保证万般赌咒不去水里玩，是呀，黑了拿了手电筒到坑边照蛤蟆，捉了撒盐烤清水炖大红烧都好吃，就是没有去坑里游水呀。

        过了几天，老八爷走了的信儿就在一个午后飞到了各家各户。据说是邻里好久没看到他，破院外望去屋子又整日蝇虫恼人，破门去骂，发现不知何时早走了。

        村委会主任组织了几个本家的壮丁抬了装了口薄棺埋了，火化是不可能的，棺材钱还不知向谁要呢，风水自然是没人看的，有个地儿就不错了。

        当年冬天老八爷的房就倒了。妈妈说，没人气熏着，房子就坏了。

        老八爷的大儿不知过了多久回来过，上了坟，要卖了庄户地走。谁肯要呢？又小又破又脏，还过了人，自然是卖不出去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八爷的大儿也再没有给他上过坟，也许是我长大了出了村也未可知。

        进了城以后，很久了，在小区曾见过一个坐轮椅的老大爷，两家儿子儿媳都不工作，轮流伺候他。我感慨说，这么孝顺的少啊。亭子里的大妈，唾了一嘴瓜子壳，呸，孝顺个屁，老爷子打过朝鲜，光退休费就八千，谁养他谁拿他的工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