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弃疾的笔下，似乎所有的书都能入词，甚至他可以在一首词里通篇用儒家经典之语。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但这样的游戏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玩得出。
《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辛弃疾在江南西路安抚使的任上曾为自己觅了一处临湖空地，筑室百间，名之为稼轩，以为日后隐退躬耕之所。辛弃疾自号稼轩，便是由此而来的。这首《踏莎行》专为稼轩而赋，集用《周易》《论语》《诗经》等经典的成句，浑然天成，而且将圣哲经典的严肃面貌变得大有谐趣，申明躬耕归隐大大符合圣贤之道，无论如何也比费力不讨好地从政要舒心许多。
“进退存亡”，语出《周易.乾.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意即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懂得变通，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有圣人オ明白这个道理。愚人的行为模式恰恰相反，他们“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行藏用舍”，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即被人起用便出来做事，不被起用便隐居自得。这是孔子对颜渊说的话，还说只有自己和颜渊两个人能做到这样。
孔子这样讲，其实重点只在“舍之则藏”，因为“用之则行”随便哪个人都做得到，“舍之则藏”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譬如当地政府听说了你的名声，主动来请你做官，你可以“用之则行”，但如果没人请你，你就应该“舍之则藏”，绝不可以自己走动门路，谋求职位。所以就连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都是违背孔门原则的，一个人哪怕完全是通过公平考试，竞争上岗，也要算是一种寡廉鲜耻的行为，古人称之为“自媒”，如同一个女人不经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去自由恋爱一样。历代反对科举制度的人，所持的就是孔子的这样一个观点。
辛弃疾讲“进退存亡，行藏用舍”，也是偏重于“舍之则藏”的一面；自己应当听从儒家经典的教导，知进知退，既然不受朝廷信用，那就不要自己去争取什么，只要甘心退隐就好，采取“小人请学樊须稼”的生存方式。
“小人请学樊须稼”，语出《论语.子路》：孔门弟子樊须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的技术，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樊须又请教种菜的技术，孔子说自己不如老菜农。待樊须一离开，孔子很失望地叹息说：“小人哉，樊须也！"在孔子的时代里，君子与小人主要还只是身份上的称谓，并不带有道德上的褒贬。贵族阶层，即字面意义上的“封君之子"，属于君子。君子阶层同时也是武士阶层，重义轻利，讲求荣誉感，这也正是日本武士道的渊源。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黑泽明《七武士》的情节，电影里所表现的武士与农民的区别其实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也是一位武士，而他的授课内容就包括了驾车、射箭这两项最重要的武士技能。那个时代文职与武职不分，同一个人在朝是文臣，带兵打仗就是武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孔子的学园理解为一座武士学校。
当然，在辛弃疾的时代里，文职与武职早已分家，而且一直都有重文轻武的风气。想要建立武功，在宋朝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衡门之下可栖迟”，语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意即哪怕房子破败，也完全可以安身。“衡门”究竟是什么意思，历代学者莫衷一是，有说是陈国都城的城门之名，有说是以横木做成的门框。无论如何，从上下文可以推知的是，这两句无疑是自甘贫贱的意思。
《衡门》一诗，字里行间完全是安贫乐道的意思，但究竟怎样解读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研究者竟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这样讲的：“这首诗也是一位饿饭的破落贵族作的。他食鱼本来有吃河鲂河鲤的资格，.....．但是贫穷了，吃不起了。他娶妻本来有娶齐美、宋子的资格，但是贫穷了，娶不起了。娶不起，吃不起，偏偏要说两句漂亮话，这正是破落贵族的根性。”
《毛诗正义》则认为《衡门》是陈国人向陈僖公做出的劝谏，“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是说贤者不会因为衡门破败而避之唯恐不及，比喻国君不该因为国家小就懒得治理。《韩诗外传》以一则旧闻来阐明诗意：孔子的高徒子夏对《诗经》非常推崇，将其比作日月星辰，说《诗经》蕴含着古圣先贤的伟大哲理，所以自己虽然住在蓬户之中，却可以弹琴歌诗，既能与人同乐，亦可自得其乐，这正是“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道理。孔子对子夏的见解大为叹服，说子夏够资格和自己探讨《诗经》了。
辛弃疾所谓“衡门之下可栖迟”，更接近于《韩诗外传》为我们展现的精神境界。词人并非因为投闲置散便无可救药地消沉下去，只靠几句漂亮话来发发牢骚，而是在消沉的表象之下始终有一份坚持。若缺少了这份深挚的、感人肺腑的坚持，这首词也就真的只流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了。
“日之夕矣牛羊下”，语出《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タ矣，羊牛下来”，意即太阳落山，牛羊归圈。《君子于役》是写丈夫行役不归，妻子在家中思念；妻子看到日暮时牛羊归圈联想到丈夫久久不归。辛弃疾只是断章取义地加以化用，承接“衡门之下可栖迟”，写出悠闲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味道。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分别是孔子的两段遭遇。《论语．卫灵公》讲，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阵之法，孔子答道：礼仪的事情我有了解，打仗的事情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第二天，孔子便离卫而去。孔子并非真的不谙军事，只是看出卫灵公的荒淫无道，不愿助纣为虐罢了。
《孟子.万章上》讲，孔子在卫国和鲁国不得志，离开之后途经宋国，“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意即宋国司马桓魋出兵拦截，想要杀掉孔子。这是孔子一生中最凶险的几次遭遇之一，险些不能脱身。
“东西南北之人也”，语出《礼记.檀弓》夫子自道“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当时孔子将父母合葬，说古代的葬制是葬入族墓，并不立坟，但自己是个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若不为父母的葬地立坟，怕以后就找不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土丘形的坟墓，正是孔子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并不符合周礼。
“长沮桀溺耦而耕”，语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当时孔子一行准备渡河，找不到渡口的所在，见到长沮、桀溺两人正在附近耦耕，子路便上前问路，结果听到了一番对孔子不以为然的教训。耦耕是周代的一种耕作方式，即两人配合，用一种叫作耜的农具翻土。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以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认为这才是正人君子在乱世中应有的生存之道，而不是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
“丘何为是栖栖者”，语出《论语.宪问》。微生亩问孔子说：“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意即“你为何这样栖栖遑遑、颠沛流离呢，难道是为了炫耀口才不成？”孔子答道：“不是我要炫耀口才，而是这些统治者太顽固啊！”
上阕与下阕形成鲜明的对照：下阕是孔子积极用世，只落得颠沛流离、焦头烂额的下场；上阕是归隐躬耕之乐，好一派怡然自得的境界。然而当我们以知人论世的态度，从辛弃疾一生经历推求这首词的言外之意，却会发现下阕里那个积极用世却四处碰壁的孔子才是他这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何尝有片刻时间放下过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呢？于是上阕的闲适一下子变成了愤懑，使读者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磨折才使这样一位肝胆皆冰雪的豪杰说出这样一番丧气话来？
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对辛弃疾这首《踏莎行》有一句非常贴切而形象的评价，“百宝装成无缝塔。”每一句都是儒家经典里现成的句子，似乎全无原创性可言；每一句与每一句之间原本没有任何关联，而当它们被剪裁、拼凑在一起，却是如此的丘壑浑成，简直就像词人脱口而出一般，不见半点窒碍。我们不觉得它是生拼硬凑的，反而会觉得这是一首神来之作，不敢相信还有谁能创作出同等水平的作品。
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诗经》《论语》《孟子》，谁都不会觉得生疏，但偏偏只有辛弃疾既做得出这样的创意，也完得成这样一个令所有人惊叹的成品。而仰慕者纵然有心去学，却寻不到任何门径。
辛弃疾的词，普天之下，古往今来，绝无仅有。所有学习辛词的人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按部就班去学，只能学到辛词中的粗犷与滑稽而已，而若没有辛弃疾那种天资、胸襟、人格，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粗犷便往往流于粗俗，滑稽也往往生硬得令读者难受——毕竟连幽默感也不是可以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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