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那么，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是什么呢？即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的真实面目。它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
黄仁宇先生所关心的，是那些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他想通过历史研究而探求的，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将会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因素。
在他看来，虽然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下面四个方面。
一是地理条件促使中国统一。
“中国在公元之前，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黄仁宇说。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关注和思考人类自身文明的起源问题。
历代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都是回应地理条件的挑战。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是整治黄河，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两千年来政府官员和众多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
二是文化凝聚力为统一助力。
“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黄仁宇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以后以统一为常态，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于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也仍以统一为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奇迹。
话说回来，中国之所以能统一，归根结底是因为与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是相衔接的。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
三是均田制推动中国社会演变。
由于很早就统一，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两千多年。但是，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等现象，都源于数字上无法管理。黄仁宇先生尖锐地指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有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均田制充当了在这个数字上进行管理的角色，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均田制，将中国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它既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
四是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大约可以称之为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简而言之，有两点：间架性结构（无法从数字上进行管理）和以礼仪为制度工具（以道德代替法律）。
官僚主义和君主专制是孪生姐妹。中国的君主制度带有神秘的宗教主义色彩，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长相为“天颜”，他理所当然是人间的主宰。而君主以一己之身，又无法管理全国，因此必须依赖于官僚制度，而官僚制度也需要有君主权威的保护。
虽然这样的制度有种种弊端，但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来要求古代的中国。7世纪初期的盛唐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璀璨的时代，而欧洲仍然处在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阶段。不能进行简单粗暴的东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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