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去姑姑家走亲戚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智障人。一个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男子，歪着脖子，扯着嘴，一个劲朝你笑，却说不出话来。农村人称之为老憨憨。第一次见他，肯定是怕，后来看姑姑一家温和又严肃的取笑他，数落他，他仍然一脸无奈的笑，我由怕转成了接受，继而喜欢，特别是当那扭曲的笑脸专门为我而笨拙的绽放时，作为儿童的我，觉得他比我还小，因而喜欢。
三十多年后，我去一私立特殊学校慰问时，见到了有各种障碍的孩子，不论他们怎样的呈现自己，或热闹或安静，或淡漠或焦燥，我好象被什么东西摇控了似的，说话，走路，轻声细语处，横梗着僵硬，生怕触碰他们，引来哪怕一丝丝的疼痛。尽管老师欣喜地挑选了两个表现超常的孩子，精准心算与熟背古诗，我还是觉得沉重，无法轻松。
今年连续两次到一所公立特殊学校看望，心情和新校舍一样，透出光亮与色彩。尽管有障碍的孩子依然的各有缺失，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是这个集体的主调。那些不由自主便爱上他(她)们的教职员工，以及政府与爱心人士的倾情烘托，我听到的是粗糙的琴声，不整齐的读书声，以及不对等的追逐嬉戏声。看到的是耐心缀上去的画与笨拙仿制成的物品，还有孩子们之间快乐无邪的表情。虽然特殊，却是学校，我照样闻到了浅浅的书的味道，和弥漫于每一个角落的师生间小心翼翼的爱情。
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位二十多岁的略有智力障碍的青年，几年之间，凡见面都是他主动而礼貌地跟我打招呼。憨厚可爱的他，早就能熟练背诵《论语》与《大学》等国学课程了，而早年就大学毕业的我，至今不知《大学》讲的是什么。那天，从朋友发来的视频上，见他在歌厅对着屏幕深情演唱着。我心里为他高兴，为他的每一个进步而高兴。看着他的逐渐融入正常的生活，想起那些在特殊学校阳光快乐的孩子们，以及在各种适宜的岗位上就业的特殊群体，我感觉到了他们活着的有限的质量与无限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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