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一毕业街道主任就找上门，要求近期就要到农村插队。
如果说始于1955年的，盛于1968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怀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和激情的话，到了1975年，已经成了无奈的不二选择。
8月，我们三男两女五个同学来到离县城约30公里的飞竹乡陶洋大队陶洋生产队插队落户，说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实际上和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每天出工劳作，生产队的记分员记着工分。全劳力记10分，我们刚去一般是7分或8分。年底凭着出工的分数领取大米或极少的人民币。
我们住在一栋两层的木屋，一楼是厨房，厕所，其他房间堆放着农具稻草。二楼是宿舍。与当地农民不同的是我们每天劳动回来后要自己做饭烧菜。几个小孩那里做过什么家务。菜大多是从县城家里带来的咸鱼豆干之类可以长时间食用的，青菜是老乡送的。有时也到老乡家中蹭饭。
陶洋村以盛产毛竹闻名，山前屋后处处是苍翠挺拨的竹子。但在当年我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的美感，有的只是畏惧感。
每天大清早，我们腰别着砍刀，随着生产队长走上十几里的山路，到了一片竹林。马上除草施肥，临近午时，每人砍下一根老竹，往村里走。这时，人已精疲力尽，饮肠辘辘。下山的路又远比上山时更加陡峭难行。第一次我启扛竹子下山，就滑倒好几次，摔得鼻青脸肿。老农没有丝毫的怜悯，说年青人多扛几趟就不会再滑倒了。
当年冬天，我跟随老农上山挖冬笋。老农很快就挖了一蓝子，我却颗粒无收。老农告诉我，挖冬笋有一个诀窍，就是顺着竹鞭挖。在老农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一根竹鞭，顺着竹鞭往下挖，终于挖到了一个。双手捧着弥漫着泥土芳香的冬笋，我心里高兴的无以复加。春节快到了，我要多挖几个，让父母姐姐和妹妹弟弟也尝尝我的劳动果实。
另一处让我生畏的地方是在梯田。陶洋村除了大片的竹林，还有见缝插针的梯田。当时，是双季稻，每年三月播种插秧耘草施肥，六七月份收割。紧接着犁田，又播种插秧耘草施肥，十月十一月收割。几乎一年到头都要在梯田里背朝天脸朝地。让我胆颤心惊的是挑着秧苗或肥料赤脚走在窄窄的只容得下一只脚的田埂上，如果遇上雨天，稍不留神就从上梯田滚到下梯田，自已成了泥人还糟蹋了秧苗或肥料，招来一顿训斥。
劳动之余，我常常念想着家的温暖和亲情，偷偷流过泪。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其他四位知青都回县城。两层木屋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半夜时，我突然被一种怪异的音符惊醒。那音符似笑似哭，忽远忽近，时断时续。有时，好像是一个人在独唱；有时，几个人在和声；有时，可以清晰听到一个女子在哭泣。我吓得将被子紧紧裹住脑袋。过一会，又忍不住伸出，投向窗户。原来漆黑如墨的夜空一道蓝光时隐时现，在怪异音符的伴奏下，让人仿佛进入了传说中的另一个世界。我赶紧又深深地躲进被窝。要感谢白天劳动带来的疲惫，不久，我竟然重新睡过去了。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老乡家中老人过世，请道土做道场。
每次回家，都是空空两手。重返知青点时，母亲都要准备好几份干菜，还塞上几块钱。我一个十七岁的大小伙子，还要靠父母，心中很不好受。我想，我一定要为家里减轻些经济负担。
生产队劳动的空闲时间，我就一个人上山砍柴。日积月累，居然堆垛成了一排。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约上两位同辈老乡，将柴薪捆绑，装上板车，用力扎紧。借着月光，前头一人拉，后头两人推，往县城方向一路前行。路边潺潺的溪水声响，树林中夜虫的呢喃细语，都那么亲切。过了山道，来到了宽敞的公路。平时车水马龙的路上只有我们三人。月光将三人的影子时而拉得好长好长，时而又变成三根柱子。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历程，可惜当年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青年，没有多少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阅历。凌晨五点，到了家。父亲母亲被敲门声敲醒，看到我们三人，吓了一跳。看到一车的柴薪，又心疼又欣慰。母亲赶紧烧水做饭。当饭熟时，母亲叫我们吃饭时，我们三人都沉浸在梦乡中。
1976年12月，我参军人伍。此后，一直在厦门。回家探亲时，只要时间允许，我都要回陶洋村走走看看。当年，让我生畏的竹林梯田成了一道美景，曾经手把手帮助过我的老乡都老了，有的已过世了，让人唏嘘不已。
一年半的下乡插队，是我人生中一段抹不去擦不掉的曾经。我会时时回来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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