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chi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
《新唐书》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
这次蝗灾,波及全国,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大臣们,互相为之祝贺。
蝗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从唐高祖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发生相当范围的蝗灾。
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闹一次蝗虫,遍及全国,荼害无穷。
“开成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zhong chen,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求神问卜、诉诸上苍的方式,宣泄怨恨,也是对“不作为”的tzz和各级guan liao的一种诅咒。
在史官眼里,出现蝗虫残民的灾难,“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
看起来,祸害庄稼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的蝗虫,与强拿硬索、残酷剥削的guan yuan,在与民争食上,在吞噬民脂民膏上,在不顾百姓死活上,本质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
不过,同是在都城长安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在苑中掇蝗祝之曰:
“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新唐书》卷三六)。
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黑色幽默的场面。
开元四年,山东螟蝗害稼,宰相姚崇分遣御史,督催各道、州、府,捕而埋之。这种积极的扑灭针测,遭到地方guan yuan的抵制。
他们说,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刘聪,也曾下令用捕杀的方法除蝗,结果越除越多,为害滋深。姚崇是位贤相,他驳斥这些不尽力除蝗的地方guan yuan:
“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
姚崇坚决实行对蝗虫的扑灭埋瘗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祷祝免灾,更为着实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国势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出盛唐时那种直面灾难的勇气,全力抗灾的力量,只有寄托于侥幸,寄托于幻想。而当侥幸和幻想都不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gj局面时,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的禾苗一扫而光,赤地千里,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唐到僖宗,已经是气数尽了的衰世败象。黄巢的农民起义,流窜全国,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过。惟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
记得在“wen ge”期间,从大字报起,到大串连,到大批判,到文攻武卫,到全国一片红,弄得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当的不好。可那些红卫兵小将,凿饭派战士,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个“就是好”嫌不够劲,再加一个;一遍“就是好”嫌不过瘾,再来一遍。唱多了,唱久了,便产生听觉疲劳,也渐渐分不出到底是好还是糟了。
这种在“wen ge”中经常见到的,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庆祝形势大好的场面,想不到在唐朝乾符二年就出现过了。
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文武百官为皇上的洪福齐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居然连蝗虫见了我们大唐圣明天子,也统统绝食自杀, 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欢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于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谎言,是zzj用来对付最高tzz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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