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67）

不一样的曾国藩（67）

（文接上文）

第八章 恩师妙计成佳偶 没齿难忘第一堑（六）

学台"悬牌"没齿难忘第一堑

说起子城的求学受辱之事，确实较一般人艰难一些。除了被人诟病笨小孩外，被陈雁门师辱骂斥责，还为汪师羞辱为"赶牛屁股"之人，且被同学欺负嘲笑等，可谓是忍辱负重。可这些，都让子城默默忍过，唯独一事终生放不下，被其称为"四大堑"之第一堑！

这是怎么回事儿？又是哪个所为呢？一起先看看应考之事：

对于锐意功名的学子来说，最在意的肯定是科考，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以及那时他人的嘲笑讥讽。

曾国藩自幼自尊心就很强。头两次赴考虽然失利，但他并未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的落第，使曾氏父子渐为湘乡科场所知，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因此在第六次赴试时，曾麟书父子都要背水一战一样，若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压力越来越大，但压力也是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

接着就是院试，父子俩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出场后，虽觉极为疲倦，但精神都极为亢奋。

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

这次，曾麟书的大名赫然在榜！曾麟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堪比范进中举。此年，曾麟书已经四十有三了。

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

可是，曾子城在榜上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煞是失望的曾子城垂头丧气，也就再无希望地随意观望。此时的曾麟书虽然心中满满地兴奋，但当看到儿子的神情时，也努力地压制着自己的心情。正想着如何安慰儿子时，父子几乎同时看到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有曾子城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子城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按照惯例，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作为范文。当然，既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典型。曾子城的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批示：”此文是文理欠通，文笔尚可，道理没通，要引以为鉴。”

按照大清顺治九年（1652）的规定，给考试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

“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下，曾子城不仅在湘乡出了名，更是在全省出了名。

虽然文理欠通，但通过文字亦能看出基本功还比较扎实。为安慰曾子城，主考官让其“发充佾生”。按说，给予佾生也是一种荣誉；祭孔时的充当乐舞生致礼，且在下次考试时可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其门生黎庶昌后曾氏编年谱时，干脆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公从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

曾国藩于同治六年（1867）三月十二日，在给其胞弟曾国荃的信中，回顾了自己平生遇到的“四大堑”：“…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没考中但还算成绩不错），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将“壬辰年发佾生排在第一位，可见受辱之深、之痛。所谓“发佾生”这段公案，另有《星庐笔记》记述：“学使廖某斥曾生‘子城文理欠通，罚充佾生......”

学台？此学台何人呢？

所谓“学使廖某”，“学使”是真，“廖某”是讹。史载嘉道年间湖南学政无廖姓，所谓“廖某”，可能由《星庐笔记》作者口音而误。

道光十三年（1833）湘乡县试时的湖南学政是谁？是：岳镇南。岳镇南从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上任，到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离任，中间没有第二个湖南学政。

岳镇南（1787-1844），字文峰，号衡山，山东武定府利津县北岭庄（今属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人，岳飞后裔，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第二甲第五名进士。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以江西道监察御史出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八月留任湖南学政，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离任。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于云南布政使任上，享年58岁。

而“岳”姓，山东利津方言中读作“yào”。或许岳镇南自称“yào某”而被听成了“廖某”，关键是道光十二年（1832）的提督湖南学政（学台、学使）就是岳镇南。这在《曾文正公年谱》中也得到印证：“〔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公二十三岁。本年科试，入县学。时公名子城，提督学政为岳公镇南。”

按说，被安排担任“佾生”还是对高分落榜生的一种关照呢；但，这次安排，是通常情况下的关照，还是有意的羞辱？从曾子城这边讲，肯定就是对他自尊心的无情践踏，这就是令他终生难忘的奇耻大辱！由此，他知耻而后勇，更加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愈挫愈奋、屡败屡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第二年以一篇题为《何谓也，子曰不然》赢得考官“理直气壮，色正芒寒，衍一脉之薪传，丧千秋之奸胆”的高度评价，顺利进学。第三年，更以全省第３６名的成绩高中举人。

曾子城被罚充当佾生，而次年《何谓也，子曰不然》的考题偏偏出自《论语·八佾》，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呢？还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好人”“坏人”全让岳镇南一人做了。

在曾子城眼中，岳镇南是恨铁不成钢的伯乐？还是尖酸刻薄的“毒舌”？从此后的曾氏成名成家，以及与之交往的人员来看，显然是将此视为羞辱而刻骨铭心了，否则，也不会有四大堑之说了。

《曾文正公年谱》是他人后来所作，作者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时公名子城，提督学政为岳公镇南”，把许多过往轻轻带过，实在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至于后来，又传这位“岳衡山”者，是彻底改变“大界曾氏”家族的命运轨迹、成就曾家的数代繁荣兴旺的大贵人之说，就显得越发有”调侃“之意了，至少在曾氏一门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