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4／第一章／10-1
第一章 大清宣统三年，即农历辛亥年，公元1911年，清王朝统治的最后一秋，外蒙古库伦“宣布独立”
第十节 清廷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被驱逐，外蒙宣布独立 （1）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义军相继攻占汉阳、汉口，前线清军多为袁世凯北洋旧部，不听朝廷调遣，陷入一片混乱。清廷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日)任袁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清军。
11月1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又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督军攻占汉口后，就于11月13日（农历九月二十三日）进京组阁，接管清廷军政大权。
当时，袁世凯急欲探知各国对于中国时局的态度，故到京后，立即遍访在京各国公使，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惟慈就是其中之一。
当袁世凯与廓索维慈谈及外蒙问题时，袁称之为国内“扰乱之事”，希望俄国从对华友谊的角度出发，勿赞助该地混乱局面。廓索惟慈答曰：俄国在外蒙古具有政治经济利害关系，并与该地有历史渊源。因此对于该地之运命，不能淡然漠视。但俄方所希望者，仅仅限于维持该地现状，节限中国移民，减缩中国驻军诸事而已。
袁世凯反驳道：蒙古者，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也。中国对于该地，当然具有依照己意进行办理之权。但袁又表示：假如俄国所提条件果有接受之可能，他本人当进言朝廷，将其接受 。
尽管袁世凯向廓索维慈表示愿将蒙古问题设法加以解决，但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正忙于寻求列强支持，以图谋在辛亥革命中，为自己攫取最大政治利益，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外蒙问题，只是一味拖延与俄谈判，直至外蒙事变发生亦无所作为。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库伦后，外蒙局势更加动荡，库伦城内人心惶惶。辛亥革命初期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行，导致蒙族民众对革命充满疑惧，进而加剧离心倾向。
沙俄认为正可加以利用辛亥革命给中国政府造成的困难，迫使清廷在外蒙问题上进一步做出让步。10月19日（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向清廷递交节略，要求迅速答复“中国政府所谓酌量缓办库伦一切新政，其编练新军及其它军事方面的新政是否亦在此例？”
清廷外务部急忙于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四日）缮具节略，呈请内阁会同军咨府、陆军部商定办法。
11月5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
“从我国利益的观点看来，现在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和巩固我们的边疆。”
沙皇很快批准，俄方开始行动。先由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出面，私下煽惑蒙古僧俗上层人物“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之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俄国陆军大臣苏霍姆里诺夫随后下令把武器提前发给蒙人。
于是，那批早已准备好的枪枝弹药连同另外追加的15000把军刀，就在库伦领事刘巴的协助下，打着私人贸易的幌子，由俄国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运往库伦，交与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僧俗上层集团。
蒙方利用俄国提供的武器装备临时招募军队，同时又向清廷提出裁撤兵备处的要求，声称：
“库伦自创设兵备处以来，该处人员倚势招摇，所云练兵，不过虚张声势，仅造营盘二座，徒令俄人狐疑，俄国遂于（农历）七、八两月陆续派兵前来”。
蒙方将俄军进驻库伦的责任归咎于兵备处的设立，其实是在以此为由摧挫兵备处，为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事扫除障碍。兵备处总办唐在礼见势不妙，以奉袁世凯电召为由，乘机脱身返京。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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