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连载）
（作者：郭志强；摄影： 完 璧； 编辑：完 璧）
【此文作于2010年】
李劼人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卓有成效的报刊编辑、成都市首任副市长。他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在国内外文学界都得到很高的评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杜甫草堂博物馆的繁荣是与李劼人先生分不开的，却是鲜为人知的史实。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正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国民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但是，亚州和太平洋和平会议定于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会后将赴我国内地参观，成都被列为参观城市之一。于是成都市政府成立了“成都市名胜古迹整修委员会”，作为副市长，李劼人先生负责此项工作，并兼任整修委员会主任。他牢牢把握整修名胜古迹“恢复旧观”的原则，提出“不得随便乱拆乱建”（指新建、改建）。为了提高有关人员的水平，让大家有所借鉴，他特意将自己收藏的《故都文物略》（北京古建筑、名胜古迹图录）以及有关南京名胜古迹的图书献出。使工作人员大开眼界，收益颇丰，对整修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1954年，成都市政府决定成立杜甫纪念馆。为保障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成立了“杜甫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李劼人任主任委员，负责筹备工作。在整修工作大规模全面进行的时候，李劼人先生特别到现场察看，根据清乾隆、嘉庆石刻的少陵草堂图，他提出了“既力求恢复原来建筑面貌，又考虑今天实用需要”的设计理念，最后，他决定保存“草堂”影壁，草堂正门，大廨，诗史堂、工部祠中轴线以及祠堂左右的恰受航轩、晨光阁等建筑体系。对于立在大廨与诗史堂之间的露稍风叶之轩、“独立楼”两座不伦不类的建筑，他大胆果断地决定拆除。同时将大廨与诗史堂两侧及拆除后的东边空地，以回廊相绕（据石刻草堂图），形成互相衔接的四方游廊。此举既保持了原状又增添了新景，他的这一决定，虽然在当时曾有人反对，但时至今日，仍获古建专家和群众的交口称赞。
在杜甫草堂文物和资料征集工作中，李劼人先生又有了重要举措。
征集工作刚开始时，工作人员采取“坐等上门”的办法，3个多月后收效不大。于是他在一次筹委会上提出改“坐等上门”为“登门拜访”并动员筹委会的委员向学者、专家、收藏家发出征集函件，并派出人员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路线，追踪寻迹，四处寻访，收集文物。历时半年，果然收效显著。征集到不同时期版本的杜甫诗集三百余部以及有关杜甫的文物资料。如：唐代的铜鱼符、杜甫家谱、杜甫行踪遗迹拓片、照片等共千余件。其中特别珍贵的有贺昌群先生捐赠的不同版本和日本出版的杜诗30余部、叶恭绰馆长（中央文史馆馆长）捐赠的广东刻印的五色套印杜甫诗集、江苏博物馆捐赠的大量的明、清善本以及清人手抄本杜甫诗集。目前，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文物大半以上都是这次“登门拜访”所得。这对杜甫草堂博物馆以后的整理、研究、展示、特别是今后的发展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奠定，无疑是得益于李劼人独特的眼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之功。
对于这批文物资料的整理研究，李劼人先生更是不遣余力，细心指导。1955年杜甫纪念馆开馆后，他又组织各方有志之士，对馆内众多的文物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彭云生先生（又名彭举，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川大教授，四川文史馆研究员）不辞辛劳，日夜笔耕，撰写《草堂文献汇编》、《杜甫草堂诗集目录提要》等箸作。其中《草堂文献汇编》是一部资料丰富、内容庞杂的巨篇，所费心血最多、所需功力最深。当初稿完成后，劼人先生就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在文殊院寂寥轩召开座谈会。他与作者一起，虚心听取与会专家的补充修改意见。不以大学教授、作家自居，更无副市长的官架子，足见他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所以，座谈会开得很成功，对这部学术著作添色不少。
对于筹集杜甫纪念馆的经费，他也是多方奔走，先后向四川省文化局、四川省文联各募集经费5仟元，以弥补当时的经费不足。
总之，李劼人先生对杜甫草堂纪念馆的整修，文物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以及筹募经费花的心血最多，出的主意和力量最多，杜甫草堂博物馆能有今天的繁荣，李劼人功不可没。
（下篇:《草堂李劼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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