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书令张九龄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
现在是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帝国看上去仍处在它的鼎盛时期，海内升平，四邻安定。虽然去年冬天突厥人在东北边境有所异动，但很快就被忠于帝国的奚人与契丹人击退，不足以让朝廷费心。今年最引人关注是皇家宗庙祭祀的一些细节问题，饱读儒家典籍的官员们在这个话题上各抒己见，甚至有些小小的争论，最后由皇帝本人深思熟虑，作出了最终决定。这对国家是件好事，它充分说明了朝廷以孝道为本，足可作为天下万民的表率。
一切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但作为帝国的宰相，张九龄有责任比一般的官僚想得更多一些。他感觉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透露出让人不安的信息。
今年十月，皇帝提前从洛阳返回了长安。
作为一个拥有数万里疆域的国家，大唐共有三个都城：北都太原，当年高祖皇帝在此地起兵，创立了大唐基业；东都洛阳，是帝国在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西京长安，连接西域和内地，代表着帝国向西面开疆拓土的雄心。北都临近边关，气候寒冷，大唐的历代君主除了象征性地巡视，一般不会在那里做过多停留。繁华富庶的东西两京则得到玄宗同等的眷顾，连接两个京城的官道上常可看见皇家浩浩荡荡的队伍。每到此时，沿路的老百姓就又有了茶余饭后的话题，他们凭着传闻和想象揣测皇帝奢华的生活，也为自己能生活在这个安定的时代而感到高兴。
皇帝原本下诏明年开春返回长安，但突然间又改了主意，决定在冬天就立刻动身，据说是因为洛阳宫中出现了妖异事件，让皇帝心绪不宁。作为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张九龄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传闻不感兴趣，他在意的是，现在正是小麦收获的季节，皇帝这时候启程，势必影响沿途的农事。于是，他与同僚一起请求皇帝等农忙结束之后再出行。他原以为这一建议完全出自公心，皇帝是会接受的。没想到，皇帝当时没有表态，过后回复说还是要立刻离开洛阳。事后回想起来，让他感到蹊跷的是，同为宰相的李林甫单独留下来和皇帝谈了一阵，随后皇帝就明确回绝了延迟动身的建议。
作为写出过「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这种名句的诗人，张九龄与不学无术的李林甫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写诗毕竟无关政事，最让张九龄反感的是，李林甫一直以来都不遗余力地巴结受到皇帝宠爱的武惠妃，还和宦官们打得火热。尽管为人受到张九龄和其他不少大臣的鄙视，但靠着惠妃和宦官的暗中帮助，再加上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李林甫官运亨通，一路升到了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了帝国的三位宰相之一。
皇帝这次坚持要提前返回长安，据有些官员私下议论说，其真实原因在于，他想要在长安城外拥有温泉的华清宫过冬。张九龄作为宰相，不会关心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他在心里反复琢磨的是李林甫的举动。李林甫这次撇开同僚向皇帝单独进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他公开了宰相之间的分歧，并希望借助皇帝的力量来获得政治斗争中的优势。但是，自己多年来兢兢业业，执政的成绩有目共睹。皇帝虽然近些年不像即位之初那样励精图治，但毕竟是开创盛世的一代英主，李林甫何以认为他能够在这次斗争中稳操胜券？
不久之后，张九龄就会醒悟，李林甫的胆气从何而来。但至少现在，张九龄依然是帝国的宰相，他还要继续在朝堂上坚持自己的原则，为这个国家尽忠职守。
即使皇帝可能不再欣赏他这样做。
二
玄宗这两天心情挺好，一是因为如愿以偿地回到了长安，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位能臣。
这位能臣叫牛仙客，不久前由河西节度使调任朔方节度使。接替他担任河西节度使一职的崔希逸发现，这位牛大人政绩卓越——他为国家积攒的钱财堆满仓库，打造的军械也十分精良。接到崔希逸的奏报，玄宗一开始还半信半疑，但当他自己派去查证的使者也带回同样的消息之后，玄宗顿时龙心大悦，决定给牛仙客加封尚书官衔，以示嘉奖。
张九龄不同意玄宗的做法。他指出，尚书这一官衔向来只授予德高望重，或担任过宰相的大臣，不应该为了牛仙客而破坏这一传统。玄宗心中不悦，但也只好让步，提出给牛仙客封赏一个爵位。然而，这依然遭到张九龄的反对，他认为节度使担负着守卫边境的重任，积攒钱粮，打造军械是其本职工作，如果想嘉奖他的勤恳，最多只应该赏赐一些财物，没有理由加封爵位。
皇帝默然。
李林甫一直在默默观察着这场争论，现在，他从中嗅到了两个机会：打压张九龄，拉拢牛仙客。于是，和上次在洛阳时一样，等其他大臣都退下之后，李林甫再次单独向玄宗进言，对牛仙客的才干大加肯定，甚至提出此人足以担任宰相。而对于顽固不化的同僚张九龄，李林甫则批评其不识大体。
谈话结束后，玄宗和李林甫都很高兴。玄宗高兴的是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这位宰相的全力支持，而李林甫高兴的是自己将又一次使张九龄受挫。
第二天，玄宗在朝堂上再次提出加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从皇帝固执的态度中看出，自己如果再继续反对，将耗尽皇帝最后的耐心。但是，他一直以来都坚持做着自认为问心无愧的事情，这次也不会为了迎合皇帝而放弃原则。于是，他仍然坚持自己昨天的意见。
玄宗愤怒了，他质问张九龄，在这个朝廷里究竟是谁说了算。张九龄近乎顽固的刚直此时显露无疑，他叩头，道歉，但依然据理力争，从履历、才学等方面否定了牛仙客。结果自然又是不欢而散。
看着皇帝满腔怒火无从发泄，李林甫火上浇油。他再一次单独留下来，对皇帝说，作为天子，想任用谁，直接任用就好了，不必拘泥于张九龄的书生之见。皇帝听后十分赞同。
玄宗发现，与善解人意的李林甫比起来，刚正不阿的张九龄显得那样讨厌，如同一个随时会在耳边响起的铃铛。他很清楚李林甫的图谋，但随着自己渐渐步入老年，他希望能享受几天耳根清净的生活，毕竟，拥有如此繁荣昌盛的帝国，足可以高枕无忧。
历史上好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步入老年之后都懈怠放纵，不复往日的励精图治，汉武帝、梁武帝、乾隆帝都是如此。玄宗不是第一个踏入这个怪圈的皇帝，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成就一番大业，需要超常的自制力和过人的勤勉，而这两点都是与人性的弱点相矛盾的。当处于奋斗阶段时，皇帝也许还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但如果功成名就地步入晚年，他很难再抵御放纵享乐的诱惑，因为他的对手是永恒的人性，而他的盟友——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已经在辉煌的功业中得到满足，不再能给予他帮助。在专制制度下，皇帝无法正常地功成身退，只能以衰老的身心独自面对考验。
这是人性的悲剧，更是制度的悲剧。
但开元二十四年的玄宗皇帝，依然处在自己人生的辉煌时期。伟大的开元盛世的确给了他丰厚的资本来挥霍，比如，与正直的张九龄彻底分道扬镳。
三
就封赏牛仙客这件事而言，张九龄的坚持反对似乎显得过于顽固。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这一事件的意义超出了它本身。因为它是玄宗「滥赏」，即无节制封赏的开端。从此以后，玄宗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把朝廷的制度抛到一旁，将权力和金钱按照个人喜好赏赐给大臣。于是，那些深得玄宗欢心的大臣，势力便可无限膨胀，直至失控。
当然，关于要不要封赏一个节度使的争论，并不足以导致宰相下台。开元二十四年冬天的政治风暴，其根源在于一个敏感得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太子的废立。
现任太子李瑛，是玄宗即位之前由赵丽妃所生。三十多年过去了，玄宗现在最宠爱的是武惠妃，与赵丽妃的感情则早已淡薄，和太子的关系也因此渐渐疏远。太子与其他几个不受重视的皇子相聚时，谈起父亲的喜新厌旧，不禁有些怨言。
他们的话很快传到了武惠妃的耳朵里。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与这位女皇一样热衷于政治斗争，一直想扳倒太子，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做皇位继承人。听到三人的怨言，武惠妃感到有机可乘，于是她跑到玄宗面前，声泪俱下地控诉太子等人私下勾结，想谋害她和寿王，甚至对皇帝本人也有不敬之辞。
皇帝大怒。随着太子母亲的失宠，他和太子之间本就心存芥蒂，这件事情更是让他动了废掉太子的心思。但太子的废立是国家大事，必须和宰相商量之后再做决断，于是他把想法告诉了张九龄。
张九龄反对皇帝草率行事。他列举了历史上因为听信谗言废掉太子，最后引起严重政治动荡的教训，指出太子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现任太子多年来并无什么大的过错，不能轻易变更。
玄宗很失望，也很警觉，张九龄如此不遗余力地为太子辩护，再联想到太子现在有结党的嫌疑，他不禁在心里对宰相和太子的关系打了一个问号。
如果说直言进谏只是引起皇帝反感的话，在太子废立这个直接关系到皇权的问题上唱反调，则意味着张九龄彻底失去了玄宗的信任。
而政治嗅觉如猎犬一般敏锐的李林甫则及时表态说，太子的废立是皇帝的家事，不必询问外人。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在皇帝面前大肆攻击张九龄。
玄宗发现，现在张九龄成为了太子的最后一道屏障，要想废掉太子，就要拆除这道屏障。
玄宗决心已定，只是还需要一个理由。
李林甫清楚，皇帝已经有意罢免张九龄，但张九龄为人公正廉洁，要想从他身上抓住把柄很难，但是他周围的人不可能个个都无懈可击。果然，当李林甫从张九龄的属下那里找到突破口之后，皇帝立刻借题发挥，以结党的罪名将张九龄罢相。
失去了张九龄这位勇于直言的宰相的保护，太子的悲惨命运很快到来了——次年四月，太子李瑛等人被告发谋反，废为庶人，然后被迫自杀。
四
开元二十四年冬天的这场政治风暴，直接震动了帝国的权力中枢，宰相罢官，皇子丧命。玄宗的耳根终于清静了，他可以安心享受太平天子的生活，不再为逆耳之言烦恼；武惠妃也很得意，她终于拔除了太子这颗眼中钉——虽然究竟由谁来接替太子之位还未确定，但她相信自己的儿子稳操胜券；牛仙客倍感荣耀，因为他被封赏了爵位，仕途一片光明；而最大的赢家显然是李林甫，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朝中都将再无对手。
似乎皆大欢喜。
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张九龄的被罢免，是玄宗时代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大唐帝国如日中天；而在此之后，危机逐渐浮出水面，使帝国一步步走向那天崩地裂的变乱。
张九龄，岭南韶州人，为官清正，敢于直言，是代表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位宰相。
目送着他落寞远去，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黄金年代的背影。
题图作者：AdinaVo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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