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将满23岁时，为了陪妈妈卖房子回了一趟故乡阿拉卡塔卡，回来之后写了《枯枝败叶》。在《活着为了讲述》中，他是这样说的：“妈妈和我都没想到，这趟短暂、单纯的两日之旅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纵使长命百岁，埋首笔耕，也无法言尽。如今，我已七十五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即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
国庆节来临之时，回老家的决定使我的心中充满欢喜，就像再吹一口气就要爆炸的气球，膨胀、饱满。这份欢喜某种程度上也暗含着混混沌沌的写作上的期待。
近几年村里忽然冒出许多新房，一幢幢贴着白色瓷片的二层小楼格外白，格外耀眼。年轻人在外面挣了钱，在城里买了房子，手里还剩一些闲钱就将老家的房子给盖了盖。不管有没有人住，房子还是要盖的，门户要立，那是家，是根，不能没了。
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盖好，好几个房间，家人都回去也能住得下。洗漱间装了热水器，插上电，等一小会儿，热水就流出来了。有暖霸，想什么时候洗澡都可以。
给我家走电的那位师傅，装插座时一定打瞌睡了，竟在煤气灶上方20厘米的位置装了两个插座。他估计也发现了自己的失误，用水泥糊住了一个，可另一个却还是赤裸裸地留在那里。做饭的时候，只能开最小火以免烧到插座。
粗心的师傅让我发现巨大的商机。如果有一天我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就回老家组织一个装修队干装修去。我相信自己是擅长做生意的。我的生意必定火爆，找我装修的人能排到南边菜地里。到时候，我也像镇上卖烧饼的那位老板娘一样，右手将芝麻往烧饼上一洒，左手一挥：“排队去，都排队去。”她家的烧饼确实好吃。
从村口到大队的柏油路又被碾压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这里的车并不比别的地方的车多，也不比别的地方的车大，可路总是很容易就被碾坏。修来修去，依然一个坑接着一个坑。估计出钱修路的人也失去信心了，现在干脆不修了。村上有一户人家要盖新房，老房子拆下来的砖瓦直接用机器打成小碎块，拉到路上，将坑坑洼洼暂时填平了。
邻村的一户人家，儿子考上了大学，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就搭在村口。尽管雨一直在下，戏照唱，看戏的人也很多。我们村有一户人家条件一直不太好，家人好像总在生病。他们信仰基督教，逢年过节都去教堂领取米面。这次回家，我和妈妈在路上遇见了这家的女主人披着雨衣推着三轮车，车里坐着小孙子。妈妈问她“下着雨去哪儿呢?”她说：“看戏去！”一脸上幸福与满足。近几年村里的人都富了起来，她家的日子应该也好起来，至少不用靠教堂的米面过活了。
我们家有一块宅子，没人打理，荒了。爷爷种的南瓜在那里长疯了，爬了一院子，结了三十多个大南瓜。
老南瓜煮汤，又甜又面。嫩南瓜炒菜或做馅饼。炒南瓜放辣椒丝才好，也可以放点醋。最好吃的还是馅饼。妈妈把南瓜切成丝，掺些面，煎成小饼，金黄的，香喷喷的。每天让我吃我都不会腻。我愿意吃一辈子。世界上的人应该都喜欢吃我妈做的南瓜馅饼吧。
院子里还长了一棵花椒树和石榴树，不是种的，都是野生的，自生自灭。不知是谁极其偶然地把种子丢弃在这里，它们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院子里的植物都是这样长着，没有人看，没有人打理，却长得那么好。
还有一株丝瓜，花开得跟小孩脸似的，都爬到房顶上去了。我总觉得房顶上面会有很多丝瓜，就让妈妈扶着梯子，我爬到房顶上面去摘，折腾了半天，就看见两个丝瓜，还是老的。估计它只顾着跟天上的云谈恋爱了，忘记结丝瓜了。它是自由的。我不怪它。
我见了几个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他们都跟我一样长大了，甚至开始变老了。过去我时常想念他们，做梦会梦见他们，想见到他们。可是，现在好不容易见面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想知道他们这些年过得如何，却不能出口就来一句：“你好吗？”而要问“生意如何？”“小孩胖不胖？”“家里的老人腿还疼不疼？腰也不疼了吧？”当对方回答一切都好的时候，你才放下心来，知道对方过得挺好，至少没有多么糟糕。
谈话的时候总会感到很尴尬，心里盼望着天早点黑，雨早点停，或者小孩忽然哭闹起来，这样就可以自然地结束窘迫的沉默，各回各家。分开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总会感到怅惘，像是失去了什么。不久之后，就又开始怀念，做梦会梦见他们。
六七岁的时候，我跟东头的一个女孩玩了一整天。我们两家住的远，很少见到对方。可那天我们整整玩儿了一天，连中午饭都是在她家吃的。她的眼睛很大，双眼皮，脸蛋鼓鼓的，像个洋娃娃。她的头发是卷的，她竟然烫了头发！
天黑的时候，我从她家走出来，她站在大门口送我。那时还不习惯说“再见”“拜拜”之类的话，只是丢一句“我走啦”，就转身离开。她忽然说：“你跟我交朋友吧？”我惊住了，她那么好看，裙子那么漂亮，她家的围墙是那么高那么白，还有一棵结满柿子的柿子树，她怎么会愿意跟我交朋友呢？
我说：“我回家想一想。”我想什么呢？我多么乐意和她交朋友啊！第二天，我没有再去找她玩儿，我再也没有找她玩儿。甚至，不知为何，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做梦又梦见她了。我梦见我俩在她家院子里踢鸡毛毽子，我的头发也是卷的，跟她一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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