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217篇《小雅 頍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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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217篇《小雅 頍弁 》

原文阅读

有頍者弁，实维伊何？

尔酒既旨，尔肴既嘉。

岂伊异人？兄弟非他。

茑与女萝，施于松柏。

未见君子，忧心弈弈。

既见君子，庶几说怿。

有頍者弁，实维何期？

尔酒既旨，尔肴既时。

岂伊异人？兄弟俱来。

茑与女萝，施于松上。

未见君子，忧心怲怲。

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有頍者弁，实维在首。

尔酒既旨，尔肴既阜。

岂伊异人？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先集维霰。

死丧无日，无几相见。

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译文参考

鹿皮礼帽真漂亮，为何将它戴头顶？

你的酒浆都甘醇，你的肴馔是珍品。

来的哪里有外人？都是兄弟非别人。

茑草女萝蔓儿长，依附松柏悄攀援。

未曾见到君子面，忧心忡忡神不安。

如今见到君子面，荣幸相聚真喜欢。

鹿皮礼帽真漂亮，何事将它戴头顶？

你的酒浆都甘醇，你的肴馔是佳品。

来的哪里有外人？兄弟都来亲更亲。

茑草女萝蔓儿长，依附松枝悄缠绕。

未曾见到君子来，忧思绵绵生烦恼。

如今见到君子面，满怀喜悦心境好。

鹿皮礼帽真漂亮，端端正正戴头顶。

你的酒浆都甘醇，你的肴馔真丰盛。

来的哪里有外人？兄弟甥舅是姻亲。

如同雪花飘眼前，冰珠阵阵坠满天。

死亡日子难逆料，时间无多难相见。

今夜开怀应畅饮，君子行乐惟欢宴。

字词注释

（1）頍（kuǐ）：有棱角貌。《释名》：“頍，倾也。著之倾近前也。”

（2）弁（biàn）：皮弁，用白鹿皮制成的圆顶礼帽。

（3）实维伊何：是为伊何。实，犹“是”。维，语助词。伊，当作“繄（yī）”，犹“是”。

（4）旨：美。

（5）肴（yáo）：荤菜。

（6）伊：是。

（7）异人：外人。

（8）茑（niǎo）、女萝：都是善于攀缘的蔓生植物。

（9）施：延伸，攀缘。

（10）弈弈：心神不安貌。

（11）说（yuè）怿（yì）：欢欣喜悦。说，通“悦”。

（12）何期（jī）：犹言“伊何”。期，通“其”，语助词。

（13）时：善也，物得其时则善。

（14）怲（bǐng）怲：忧愁貌。

（15）臧（zāng）：善。

（16）阜（fù）：多，指酒肴丰盛。

（17）雨（yù）雪：下雪。

（18）霰（xiàn）：雪珠。

（19）无日：不知哪一天。

（20）无几：没有多久。

诗歌赏析

        这首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诸公刺幽王也”，朱熹《诗集传》以为是“燕兄弟亲戚之诗”。从字面看，此诗写一个贵族请他的兄弟、姻亲来宴饮作乐，赴宴者作了这首诗，表示对这位贵族的攀附。诗中一方面表现了赴宴者的阿谀奉承，同时展示了贵族们醉生梦死的生活和没落低沉的情绪。说是“刺幽王”，不是没有道理。

      当代学者程俊英认为，这是写周王宴请兄弟亲戚的诗。诗中以寄生草依赖于松柏，比喻贵族依赖于周王。末章反映了西周末年统治集团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和及时行乐的心情。

        无论是周王还是某个贵族，全诗以赴宴者的口气写成，不仅描写了宴席的丰盛，也写出了贵族间彼此依附的关系。在表面热闹的气氛中，笼罩着一种悲观失望、及时行乐的情绪。描写了是贵族享乐的生活与没落的心理学抒发了一种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

        三章诗开端都写贵族们一个个戴着华贵的圆顶皮帽赴宴。一、二章中的“实维伊何”、“实维何期”，用了设问句，提人警醒，渲染了宴会前的盛况和气氛，而且表现了赴宴者精心打扮、兴高采烈的心情。第三章改用“实维在首”，写出贵族打扮起来后自我欣赏、顾影陶醉的情态。接下来，写宴会的丰盛：“尔酒既旨，尔殽既嘉”、“尔酒既旨，尔殽既时”、“尔酒既旨，尔殽既阜”，三章中只各变了一个字，反复陈述美酒佳肴的醇香、丰盛。然后是赴宴者对同主人亲密关系的陈述，对主人的赞扬、奉承：来的都是兄弟、甥舅，根本没有外人；主人是松柏一样的高树大枝，而自己只是攀附其上的蔓生植物；没有见到主人时心里是如何的忧愁不安，见到主人后心里是如何的欢欣异常。有人说，第二章结末的“庶几有臧”还包含有希望得到厚赐之意，那前文所谓“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其真实含义，很值得回味。

        第三章“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后，不再是前两章内容的重复。他们由今日的欢聚，想到了日后的结局。他们觉得人生如霰似雪，不知何时就会消亡。在暂时的欢乐中，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黯淡低落的情绪，表现出一种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心态，充满悲观丧气的音调。

          从这首诗来看，由于社会的动乱，他们虽然饮酒作乐，但仍感到自己命运的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正表露出所谓末世之音。有学者认为这首诗与《雅》诗中的某些揭露贵族腐朽和社会弊端的讽谕诗并不是一回事。

      所谓讽谕诗，乃是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贵族文人，对社会问题所作的有意揭露，是感时抒愤之作。而这首诗却是一首沉湎于享乐生活的宴饮作乐之歌。所以，朱熹所谓“燕兄弟亲戚之诗”，是此诗作者之本义；而《诗序》的讽刺之说，则是读者所感受领悟到的诗义。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诗的形象所蕴含的意义，确乎大于作诗者的主观思想。

      这首诗在艺术技巧上也有一定的特点。如诗的开头，三章皆用问答句来表达。三章中间为了强调与主人关系的密切，采用了反问句式。从而使诗歌在表现上较为灵活，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诗中还用了女萝攀缘松柏、人生短暂如雪如霰等比喻，增加了形象性。

《頍弁》学习的反思探讨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女萝是一个传统意象。它最早见于《诗经》:“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茑与女萝,施于松柏。” (《小雅·頍弁》) “茑”与女萝同属攀援植物,“施”即蔓延。茑萝施松柏,比喻亲戚间的依附关系。《楚辞》中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九歌·山鬼》)。女萝作为一种佩带,虽无寓意，但增添了山中女神的秀色和飘逸。

        《古诗十九首》其八中有“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句，始见“女萝”赋以爱情寓意。后又有曹植的《杂诗》之七,见“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女萝入诗，迹表男女爱情，女萝意象对后世诗歌这一意象的衍化有很大影响。

      隋代《襄阳乐》中有 “烂漫女萝草,结曲绕长松。”女萝那柔长的茎蔓攀援着高耸挺直的松树，羽状的绿叶垂满松枝，白色和红色的繁花点缀其间，她把烂漫的美色和柔婉的茎体奉献给长松。这绚丽多姿的女萝绕长松的意象，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娇女子对伟丈夫的爱恋，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紧接着，“三春虽同色，岁寒非处侬。”这是从上面的爱情意象引发的深沉的思考。三春时节，女萝与长松同绿，但是当严冬来临，松是常青的，而萝却枯黄了，那时的长松就不是女萝可以依托的了。宇宙间某种自然现象同某种社会现象竟然惊人地相似。在爱情或婚姻生活中，“红颜未老恩先断”(白居易《后宫词》)和 “始乱之，终弃之”(元镇 《会真记》)的现象并非罕见，尤其是古代,担心色衰而被遗弃,成为青年女子的普遍心理。因此,这拟人化的女萝的自述。实质上是少女或少妇的忧患的心声。

      李白 《古意》中有“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白头吟》中有“菟丝固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菟丝”亦女萝同类，两草缠绵萦抱比喻男女之情爱。

        元代王子一的杂剧 《误入桃源》二折有:“我等本待和他琴瑟相谐，松萝共倚。争奈尘缘未断，蓦地思归。虽然系是前因,却也不无伤感。”以松树与女萝紧密相倚比喻夫妻的和睦融洽，后来“松萝共倚”凝固为成语，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经典意象。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典汉文学中为什么没有“史诗”，

          世界上大部分有优秀文学传统的民族，他们的文学都是以“史诗”为其开端的。在最古老的几大文明区域，最为知名的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古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前者对欧洲的文学、文化，后者对南亚及东南亚的文学、文化，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在这两个文化范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在其他各民族的文学之中，如英格兰的《贝奥武甫》、法国的《罗兰之歌》、日尔曼的《尼布龙根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等，这些史诗的产生年代虽然远迟于希腊和印度，但仍代表了各民族最初的文学成就。

        与此相类似，我国的少数民族也有著名的三大史诗，分别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那斯》，这三部史诗规模宏大，每一部都在20万行以上，远远超过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只有1万余行），也超过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约8万颂，《罗摩衍那》精校本约1万9千颂，每颂通常可按2行计），其中《格萨尔》更是超过了100万行，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史诗中最长的一部。而且，与已成定本的远古史诗不同，这三部史诗都是“活形态”的，它们至今仍有众多的歌手和艺人在传唱。

        中国的汉文学，其影响力决不在古希腊及古印度之下，它是东亚文明发展的原动力。  “史诗”是各民族文学史中首先出现的文学类型之一，然而，在深厚而悠久的汉文学中并没有发现真正的史诗。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诗经》，是一部典型的短歌集。为什么汉语的古典诗歌会形成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相异的传统，这其中的奥秘究竟何在？学者们曾经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探讨，但其成因是复杂的。

          首先，通常所谓的史诗，都是“英雄史诗”，几乎都与战争、英雄相关，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记》开篇所吟的“我歌唱的是战争和一个人”（armavirumquecanō），恰恰就是一切史诗的核心主题。

        然而在史诗形成与发展时期，中国的主流思想却是反战的，对于“文德”的重视和赞扬显然超过“武德”，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31章）殷商时代所存文字不多，不妨以周民族为例。在周民族的开国史中，“武王伐纣”也许可以算是最伟大、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事迹之一了，然而武王灭纣之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史记·周本纪》）

      《诗经·周颂·时迈》中也表达了一个类似的主题：“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尽管武王也是后儒推尊的圣人之一，但前人仍然一致认为武王有“惭德”。与武王相比，诗歌的创作者显然更倾向于“懿德”，也就是“文德”或“文王之德”，正如《论语·泰伯》中所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其次，从制度的层面来说，如《绪论》中所言，中国的史官建置很早，“史”和“诗”很早就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分工和影响深远的传统，加上汉字系统的早熟，“史”中的“言”与“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以通过更实用、更准确的散文形式得以流传，这也是中国的“史”与“诗”二者不能够完美地结合为“史诗”的重要原因之一。口头的“史诗”与成为“典册”的“史”在文体上差别极大，因为有了文字，口头文学中为了记忆而形成的繁冗性、重复性，在书面文字中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文体的俭省。文字一旦书于甲骨、吉金，其长处在于可持久保存，短处却在于书写不易，因此，“俭省”在散文发轫之初，便已成为必要的风格。《诗经·国风》中的重章叠句，虽然有时显得单调，然而一唱三叹，却是最纯粹的“诗”的形式；这与“史诗”在本质上也是相应的，只是史诗之中由于“史”（叙事）的需要，形成了更大范围的种种场景、主题的重复，以及添入各类枝节叙述或者“插话”等繁冗的重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重章叠句的扩大化。而《雅》《颂》则受到“史”的较大影响，其文或即国史所作而“书于竹帛”（参闻一多《歌与诗》），至于重章叠句的形式只偶见于短章，不再成为主流样式；以《尚书》、金文用语与之相印证，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些通用的“成语”，但多限于祝祷之辞（如“对扬王休”、“是用孝享”之类），这是因为其题材的相近（多为祭祀之辞）而形成的，这部分内容显然由于祭祀是“国之大事”，其用语受到了“史”的影响。

        再次，这也可能与汉字与汉语诗歌的形态有关系。在世界上众多的文字之中，也许只有汉字是一种形、声兼备的文字系统，而其他文字多是以“声”为主体的。以声为主体的文字，可以通过声音得到完好地表达。史诗原本是一种口头文学，这类文学的盛美在听觉之中就可以得到展现；而汉字是由象形文字转化而来的文字系统，虽然它后来以形声字为主体，然而“形”依旧是构成汉字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汉字才能够如同绘画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这种文字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不一定适合史诗的文体，因为汉语文学除了听觉之外，还需要有视觉之美，才能够得到确切的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诗歌形态的问题。印度史诗每行通常有两个音步，16个音节；古希腊史诗每行六个音步，音节数在12-17之间，两者都并不需要押尾韵；而且多数可以通过“跨行”使诗句得以连续，因此有时一个完整的句子可能有十余行诗的长度。这样，诗句除了节奏上的限制，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约束，而且节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像《诗经》这样四言的音节，是否也能够完成上万行甚至数十万行的描述方式？由于没有实际的作品可以验证，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尾韵是中国诗歌最重要的特色，它通常也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句意，而史诗中的“行”却没有这类意义，因此，在诗歌领域之中，“行”的艺术与“韵”的艺术有一个最基本的区分。

        总之，中国古典汉文学中之所以没有“史诗”，其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涉及到文化、制度、文字、诗体等种种因素。

参考资料

《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6月

《文苑英华：言志的诗和明道的文》，孙立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